时间转眼就到了1985年的一月。
这里的冬天，干冷干冷的。窗户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形态各异的冰花，病房里虽然烧着暖气，但空气里依然飘浮着一丝凉意。
这天上午，杨主任带着科室的医生和几个实习医生来查房。他仔细检查了张济的右腿，又让他尝试着做了几个简单的弯曲和抬腿动作。张济咬着牙，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才勉强完成。
杨主任扶了扶眼镜，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然后对张济露出了一个宽慰的笑容：“张济同志，伤口愈合得不错，骨头也长得挺好。从医学角度上说，你已经快要达到了出院标准，可以回去进行后续的康复和疗养了。”
听到这话，张济心里先是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那股酝酿了许久的决心，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定。
出院，就意味着他很快要归队，或者等待部队的下一步安排。他必须在回去之前，把自己的决定明确地表达出来。
等医生和护士们都离开后，病房里又恢复了安静。阳光透过冰花，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张济靠在床头，目光落在自己那条依旧僵硬、使不上力气的右腿上，沉默了很久。
终于，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他按响了床头的呼叫铃。
没过多久，苏晓梅就端着药盘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惯有的、温和的笑意：“张济同志，是哪里不舒服吗？”
“苏护士，”张济的声音有些干涩，他指了指床头柜，“能麻烦你，帮我找几张信纸，还有一支钢笔吗？再要一个信封。”
苏晓梅愣了一下，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住院这么久，除了部队领导和战友来看望，还没见他写过信呢。不过她很快点了点头：“好的，你等一下，我去护士站给你拿。”
不一会儿，苏晓梅就拿着几张印着红色横线的信纸、一个牛皮纸信封和一支黑色的钢笔回来了。她把东西轻轻放在张济手边的床头柜上，忍不住轻声问了一句：“是要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吗？”
张济看着那叠信纸，眼神复杂，轻轻摇了摇头，低声说：“不是，是……写给组织的。”
苏晓梅是个聪明的姑娘，一听“组织”两个字，再看看张济脸上那郑重又带着点沉重的表情，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她没有再多问，只是轻声说了句：“那你写吧，有什么需要再叫我。”便悄悄退出了病房，还轻轻带上了门。
病房里彻底安静下来，只剩下他自己有些粗重的呼吸声。
张济伸出手，拿起那叠信纸。纸的质量一般，有些粗糙。他又拿起那支黑色的钢笔，拧开笔帽，露出明晃晃的笔尖。他把信纸在床头柜上摊平，用手掌用力抹平上面的褶皱，动作缓慢而认真。
是时候了。
他握紧了钢笔，笔尖悬在信纸上方，停顿了片刻。然后，他用力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汲取力量一般，郑重地写下了标题：
《关于申请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报告》
字迹有些歪歪扭扭，一方面是因为他躺着写不太得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心情的激荡。
“尊敬的团党委、首长：”
写下这个称呼，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团部那间熟悉的会议室，出现了团长那张黝黑严肃、却又时常带着关切的脸，出现了政委总是笑眯眯但看问题很准的眼神。
“本人张济，现年二十二岁，现任侦察排排长。”
写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侦察排长，这个职务他担任的时间并不长，是在战时排长牺牲后因功临时提拔的，却承载了他军旅生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仿佛又回到了丛林里，和战友们一起潜伏、渗透，分享着仅有的压缩干粮，互相掩护着撤退……
他甩了甩头，强迫自己从回忆里挣脱出来，继续往下写。他知道，这封信不能感情用事，必须理由充分，态度诚恳。
“自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在前线负重伤以来，我一直在野战医院和夏宫陆军总院接受治疗。在组织的亲切关怀和医院的大力救治下，我的伤势已经稳定，并于近日获准出院。”
他如实陈述着自己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部分了——阐述转业的理由。他握笔的手紧了紧，仔细斟酌着每一个用词。
“然而，经过医院专家诊断和我个人的深切体会，我右腿的伤势已落下残疾，留下了严重的功能性障碍。目前，我虽可借助拐杖短距离行走，但行动极为不便，且无法承受任何剧烈运动。”
他写得很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刻。他必须让组织上清楚地了解到他身体的真实状况，这不是客气，是冰冷的现实。
“我深知，我们人民军队是一支时刻准备打仗、能打胜仗的精锐之师。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不仅需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指挥才能，更需要有过硬的军事体能和身体素质，要能在各种复杂恶劣的环境下，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完成各项战斗和训练任务。”
写到这里，他感到喉咙有些发干。这些话，是他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部队不是养老院，它需要的是能打仗的兵。
“以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他的笔迹更加用力，“显然已经无法达到一名合格军人的基本体能要求。我无法和战士们一起进行五公里越野，无法完成战术匍匐前进，甚至无法顺利完成日常的带操和队列指挥。”
他一条一条地列举着，这些都是一个排长最基本的工作，而他，一样也做不了了。每写下一句，他都能想象出那样的场景——他挂着拐杖，站在操场上，看着战士们生龙活虎地训练，而自己却只能当一个旁观者。那种滋味，比身体的疼痛更让人难以忍受。
“我热爱这支军队，深深眷恋这身军装。是部队培养了我，锻炼了我，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他的笔尖微微颤抖，情感在胸中翻涌，“我比任何人都渴望能够继续留在部队，为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是他的真心话。哪怕融合了前世的记忆，他对这支队伍的感情，依旧是炽热而真挚的。
“但是，”他用力写下了这个转折词，“正因为我深爱着这支队伍，我才更不能因为个人的原因，给部队的建设增添负担，给组织的安排增添困难。我不愿意，也绝不能，成为一个被照顾、被特殊看待的‘特殊分子’，在部队里占着一个位置，却无法履行相应的职责。这既是对组织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我曾经拥有的那份军人荣誉的玷污！”
这段话，他写得异常流畅，几乎是一气呵成。这就是他最核心的理由——不给部队添麻烦。他要用自己的主动离开，来保全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也为部队减轻一个负担。
理由写充分了，接下来，就是要给组织一个放心让他走的说法。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轰轰烈烈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报纸上天天都在讲，地方上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发展，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他回想起前世记忆里，八十年代中期那股万物复苏、百业待兴的蓬勃气象。虽然具体细节模糊，但那种整个社会都在向前奔跑的感觉是清晰的。
“我虽然不能在军事岗位上继续为国防效力，但我仍然年轻，还有一腔热血，渴望能够投身到国家经济建设这个更大的战场中去。我相信，只要发扬部队教给我的不怕苦、不怕累、敢于拼搏的精神，我在地方上，同样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岗位，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微薄但坚定的力量。”
这是他给自己，也是给组织描绘的一个未来蓝图。他要去地方，不是去享福，而是去另一个“战场”继续奋斗。
最后，是表态。
“因此，经过长时间反复慎重的思考，我郑重向组织提出转业申请，恳请组织批准我转到地方工作。”
“我向组织保证，无论将来分配到任何岗位，从事任何工作，我都将永远牢记部队的教诲，保持军人本色，服从安排，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绝不辜负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和期望！”
写到这里，报告的主体部分就算完成了。他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憋在胸口的浊气。
他再次拿起信纸，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检查有没有错别字，语句是否通顺，理由是否表达清楚，态度是否端正。
确认无误后，他在结尾空处，郑重地写下了：
“此致，敬礼！”
然后是落款：“申请人：张济”，以及日期：“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日”。
放下笔，他感觉整个手臂都有些发酸，但心里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那个压在他心头几个月的巨石，终于被他亲手搬开了。
他将信纸仔细地叠好，小心翼翼地装进那个牛皮纸信封里。他没有封口，因为按照规定，这种报告需要先交给他的直接领导。
他拿着这封薄薄却重逾千斤的信，目光再次投向窗外。天色已经有些暗了，远处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像一片朦胧的星海。
那里，就是他未知的，但必须去闯荡的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