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0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晚。
已是四月下旬,向阳屯的土地仍冻得硬邦邦的。老农们蹲在田埂上抽旱烟,望着灰蒙蒙的天,眉头锁成疙瘩。
“这天气邪乎,”陈铁柱——屯里最年长的庄稼把式,吐出一口浓烟,“几十年没见过这么晚开春的。”
陈书记站在地头,脚边摊着公社发下来的春耕指标:比去年增加五十亩开荒任务,粮食产量要提两成。他搓着冻僵的手,目光扫过聚拢过来的知青和社员。
“同志们,形势严峻啊。”他的声音在冷风里显得有些单薄,“地冻着,种子下不去。但任务摆在这儿,公社等着咱的进度汇报。”
人群沉默。上海来的女知青苏曼丽小声问旁边的林晓梅:“这地能种吗?”
林晓梅没回答。她盯着那片封冻的土地,想起去年春天自己第一次学扶犁时,泥土的柔软温润。而眼下这片铁板似的冻土,让人心生畏惧。
“开荒组明天进山,烧荒化冻。”陈书记开始分派任务,“周卫东带队,本地社员配合。基建组修整农具,养殖组准备春孵……”
“书记,我有话说。”
声音从人群后排传来。众人回头,是王援朝。他刚从公社回来,肩上挎着褪色的帆布包,脸被风吹得皴裂。
陈书记点头示意他说。
“我在公社农技站看了资料,去年整个东北都歉收,气象预报说今年可能有倒春寒。”王援朝走到前面,从包里掏出个笔记本,“这种天气强行开荒播种,种子会烂在地里。我建议等五天,气温回暖再动手。”
人群窃窃私语。几个老农交换眼神,陈铁柱磕了磕烟袋锅:“小年轻懂啥?节气不等人!谷雨前不种,秋天吃啥?”
“可种下去烂了,不一样没收成?”王援朝坚持。
“那你说咋办?”有人质问。
“先集中人力修水利,等化冻。”王援朝翻开笔记本,“我在农技站抄了些办法,比如挖排水沟、铺草保温……”
“行了。”陈书记打断他,“援朝,你的建议有道理。但公社的指标是死命令,咱不能等。”
王援朝张了张嘴,终究没再说话。他合上笔记本时,林晓梅看见他手背青筋凸起。
散会后,周卫东找到王援朝:“援朝,你那个笔记本,能借我看看吗?”
王援朝抬头看他一眼,眼神有些意外:“你看得懂?”
“试试。”
王援朝把本子递过去。周卫东翻了几页,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气温数据、土壤墒情分析、甚至还有简单的图表。“你什么时候开始弄这些的?”
“去年冬天。”王援朝蹲下身,抓了把土在手里碾着,“总得有人想点实际的。”
不远处,赵建国正和几个本地青年说笑。他去年冬天伤愈后,左手留下点后遗症,阴雨天会疼,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屯里最活跃的知青之一。他学会了一口地道的东北话,能和本地人称兄道弟。
“建国,”一个本地青年撞他肩膀,“听说你要当拖拉机手了?”
赵建国咧嘴笑:“陈书记批准了,明天开始跟吴师傅学!”
“行啊,到时候带咱们兜风!”
笑声传过来。王援朝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他倒适应得快。”
周卫东合上笔记本:“人各有活法。”
二
开荒组进山第三天,出了事。
消息是中午传来的——一个本地青年连滚带爬跑回屯子,脸上都是黑灰:“烧、烧过头了!火控不住了!”
陈书记正在主持政治学习,腾地站起来:“人呢?人怎么样?”
“周卫东带人堵火道呢!可风大,火往老林子那边去了!”
全屯能动的男人都往山里赶。林晓梅跟着后勤组准备水和毛巾,心提到嗓子眼。她想起周卫东进山前那晚,在夜校门口跟她说的话:“这次任务重,可能得在山里呆几天。”
“你小心。”她只能说这么一句。
“知道。”他笑了,笑容里有种她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期待又像是决绝。
现在山里烧起了大火。
妇女儿童聚在打谷场上,往山那边张望。浓烟已经看得见了,灰黑色的,一团团滚向天空。孙秀兰握着林晓梅的手,两人手心都是汗。
“不会有事吧?”孙秀兰喃喃。
林晓梅没说话。她看见苏曼丽在抹眼泪,其他女知青也个个脸色煞白。
下午三点,第一批人回来了。个个满脸烟尘,衣服烧出窟窿。李志强也在其中——他三个月前从公社宣传科调回来了,据说是在那里“说错了话”。
“火控住了!”李志强哑着嗓子喊,“周卫东想了个法子,挖隔离带,把火头引向河沟!”
“人呢?人都出来没?”陈书记急问。
“还有十几个在后面清理火场,马上……”
话音未落,山里又冲出一群人。林晓梅踮脚张望,一眼看见周卫东——他被人架着,左腿裤子烧没了,小腿血肉模糊。
她的心猛地一沉。
卫生所里挤满了人。赤脚医生老刘头在处理伤口,周卫东咬着毛巾,额头上全是汗,但一声没吭。
“二度烧伤,面积不大,但得防感染。”老刘头边清理边说,“你小子命大,再深点就见骨头了。”
陈书记蹲在旁边:“咋弄的?”
“砍隔离带时,风向突然变了。”周卫东吐出毛巾,声音嘶哑,“一棵烧着的树倒下来,躲不及。”
“其他人呢?”
“都没大事,轻伤。”周卫东顿了顿,“火确实控住了,没进老林子。但……新开的地也烧过头了,土层都碳化了,今年怕是种不了。”
屋里一片寂静。这意味着春耕任务完不成了,也意味着王援朝的预言成真——强行开荒的结果,是劳而无获。
陈书记沉默良久,拍拍周卫东的肩膀:“人没事就好。地……再想办法。”
晚上,林晓梅端着一碗粥去卫生所。周卫东靠墙坐着,腿上裹着厚厚的纱布,在煤油灯下看书——是从她那里拿回去的《普希金诗选》,书角都卷了。
“你怎么还带着这个?”林晓梅放下粥碗。
“山里晚上冷,看看心里暖和。”周卫东合上书,“今天吓着了吧?”
“你说呢?”林晓梅在炕沿坐下,舀起一勺粥吹凉,“全屯人都吓坏了。”
周卫东接过粥碗,自己吃。他吃得很慢,每口都细细咀嚼,像是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宁。
“王援朝来看过我。”他忽然说。
“他说什么?”
“他说,‘我早说过’。然后给了我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让我注意伤口别感染。”周卫东笑了笑,“他还是那个脾气。”
林晓梅看着他的腿:“会留疤吗?”
“留就留吧。”周卫东不在意,“在这地方,谁身上没几道疤?”
这话是真的。半年多下来,每个知青身上都有了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冻疮、茧子、晒斑、伤疤。它们像是某种烙印,宣告着他们与过去的割裂。
窗外传来脚步声,是赵建国和王援朝一块来了。这景象有些新奇——自从去年赵建国受伤、王援朝照顾他之后,两人的关系缓和不少,但同进同出还是少见。
“哟,有人送饭了啊。”赵建国打趣道,手里拎着半瓶酒,“哥几个凑的,给你压压惊。”
王援朝没说话,只从怀里掏出两个鸡蛋,放在炕桌上。
“你们……”周卫东看看他们,“怎么凑一块了?”
“路上碰见的。”赵建国倒酒,“援朝,来一口?”
王援朝摇头:“不喝。”
“没劲。”赵建国自己灌了一口,抹抹嘴,“卫东,听说你为救火负伤,公社可能要表彰你。”
“表彰啥,”周卫东摇头,“任务都没完成。”
“话不能这么说,精神可嘉嘛。”赵建国又喝一口,“我跟你说,这年头,就得让人看见你干了啥。你看我,开拖拉机,全屯都看得见。你闷头干活,谁知道?”
王援朝突然开口:“干活是为了让人看见?”
“那不然呢?”赵建国反问,“咱们大老远来这,不就是为了建设边疆、贡献力量?不让人看见,咋知道咱贡献了?”
“贡献不是为了让人知道。”王援朝语气冷淡。
“那你说是为啥?”
屋里静了静。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在墙上投下晃动的人影。
“为了对得起自己吧。”周卫东轻声说。
赵建国愣了愣,随即大笑:“行,你们文化人,说话一套套的。来,喝酒!”
那晚他们聊到很晚。赵建国说起他学拖拉机的趣事,王援朝偶尔插一句技术要点,周卫东静静听着。林晓梅坐在角落,看着这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一个热情外放,一个孤傲内敛,一个沉静坚韧——在北大荒的寒夜里,因为一次事故,竟然坐到了一起。
命运真是奇妙。
三
周卫东的腿伤养了一个月。这期间,他没能下地,就在卫生所帮着整理药材、抄写病历。林晓梅每天去看他,有时带本书,有时带点吃的。
他们的关系在悄悄变化。不再需要刻意保持距离——全屯人都知道周卫东为救火受伤,林晓梅作为战友关心他,合情合理。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些递书时指尖的轻触,那些对视时目光里的温度,超越了战友的范畴。
四月底,周卫东能下地走动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陈书记。
“我想去林场。”他说。
陈书记正在看公社发下来的批评通报——向阳屯春耕任务没完成,全县通报。他抬起头:“林场?你腿刚好,林场活重。”
“我能行。”周卫东说,“而且我想过了,开荒出事是因为咱们不懂科学。林场有技术员,我想去学学森林管理,将来再开荒,能少走弯路。”
陈书记打量他许久:“卫东,你是个有心人。但林场那地方……复杂。”
“怎么?”
“林场归县林业局直管,不完全是咱屯说了算。”陈书记压低声音,“那里本地工人多,排外。前年有个知青分过去,受不了欺负,自己跑回城了。”
周卫东沉默片刻:“我还是想去试试。”
“行吧。”陈书记叹口气,“我给你写个推荐信。但丑话说前头,受了委屈,别硬撑。”
五月初,周卫东背着行李去了林场。送他的只有林晓梅和王援朝——赵建国开拖拉机去公社拉化肥了。
“这个给你。”王援朝递给周卫东一个笔记本,“我整理的林业知识,可能有用。”
“谢谢。”周卫东接过,又看向林晓梅。
林晓梅没说话,只把一个小布包塞进他手里。里面是她攒的粮票和一双新纳的鞋垫。
“我每个月回来一次。”周卫东说。
“嗯。”
马车来了。周卫东爬上车厢,回头挥挥手。林晓梅站在原地,看着马车消失在尘土里,心里空了一块。
王援朝站在她旁边,忽然说:“他会回来的。”
“我知道。”
“我是说,”王援朝顿了顿,“不管发生什么,他会回来。”
林晓梅转头看他:“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王援朝望向远山,那里是林场的方向:“我听说,林场今年要提一个技术员去县里学习。名额只有一个。”
“周卫东能选上?”
“看造化吧。”王援朝收回目光,“这地方,有能力的不一定能出头,会来事的才能上去。”
这话里有话。但林晓梅没再问。
周卫东走后,日子照常过。春耕虽然耽误了,但屯里想了补救办法——改种生长期短的高粱和荞麦。王援朝从农技站搞来新品种的种子,手把手教大家怎么种。
他变了。这是林晓梅的感觉。从前那个孤傲、说话带刺的王援朝,如今会耐心地跟老农解释为什么要合理密植,会主动帮人修农具,会在夜校多讲一节农业常识课。
只有一点没变:他还是不爱说话,还是经常一个人待着,在本子上写写画画。
六月的一个傍晚,林晓梅下工回来,看见王援朝坐在河边,对着水面发呆。她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想什么呢?”
王援朝没回头:“想家。”
这个回答让林晓梅意外。王援朝几乎从不提家事。
“天津……现在该热了吧。”她说。
“嗯。”王援朝捡起一块石子,丢进河里,“我家在海河边,夏天晚上,很多人去游泳。我父亲……”他停住了。
“你父亲?”
“教师。去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现在在干校。”王援朝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我走的时候,他还在牛棚里。”
林晓梅不知该说什么。她想起自己的父亲,也在写不完的检查中煎熬。这一代人,似乎都背负着家庭的重量。
“有时候我想,”王援朝继续说,“我们来这里,是不是一种逃避?逃避家里的困境,逃避城市里的斗争。”
“可这里不也是另一种斗争吗?”林晓梅说,“和天斗,和地斗。”
“不一样。”王援朝摇头,“这里的斗争是实在的,看得见的。你种下一粒种子,秋天能看到收成。你救火受伤,伤疤会愈合。可城市里的斗争……”他没说下去。
河水潺潺流着。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是夜校下课了。
“周卫东来信了。”林晓梅说。
王援朝看向她:“说什么?”
“说林场很大,有真正的原始森林。他在学看林相,学防火,还跟着技术员做病虫害调查。”林晓梅从怀里掏出信,念了一段,“‘这里的树都百年以上,人站在下面,觉得自己渺小。但正是这些树,养活了这片土地。我想,我们知青也该像树一样,扎根,生长,哪怕艰难。’”
王援朝沉默良久:“他总能找到意义。”
“你不也找到了吗?”林晓梅说,“你那些农业技术,真的帮了屯里。”
“也许吧。”王援朝站起身,“该回去了。”
两人往屯里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尘土飞扬的路上。
“林晓梅,”王援朝忽然说,“如果有一天,能离开这里,你会走吗?”
这个问题,周卫东也问过。林晓梅还是不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她诚实地说,“但我知道,如果走了,我会想念这里。”
“想念什么?苦日子?”
“想念真实。”林晓梅说,“在这里,每一分收获都是自己挣的,每一道伤疤都有来处。虽然苦,但是真的。”
王援朝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某种理解:“是啊,真的。”
四
七月,暴雨。
连续下了三天,小河涨水,漫过堤岸,淹了低处的田。全屯人冒雨抢险,装沙袋,堵决口。知青和本地人混在一起,泥浆糊了满脸,分不清谁是谁。
赵建国开着拖拉机一趟趟运沙土,车轮在泥地里打滑,有两次差点翻车。他骂骂咧咧,但没停过。
林晓梅和孙秀兰一组,扛沙袋。袋子沉,路滑,她摔了好几跤,膝盖磕破了,混着泥水,钻心地疼。但她咬着牙爬起来,继续干。
第三天夜里,雨小了,但最坏的消息传来:上游水库告急,可能要泄洪。
“泄洪的话,咱屯下游这几百亩地全完蛋。”陈书记眼睛布满血丝,“得派人去水库,看能不能协调,错开泄洪时间。”
“我去。”王援朝站出来,“我懂水利,能跟技术员说上话。”
“我也去。”赵建国说,“我开拖拉机,快。”
两人连夜出发。拖拉机的大灯划破雨夜,像一把利剑刺向黑暗。全屯人聚在打谷场上,没人说话,只听见雨声。
林晓梅和孙秀兰靠在一起取暖。苏曼丽小声抽泣,被吴婶搂在怀里:“孩子,别怕,咱屯经历过比这更大的灾,都挺过来了。”
后半夜,雨停了。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照着满地泥泞。远处传来拖拉机的声音——他们回来了!
人群涌过去。赵建国先从车上跳下来,浑身湿透但满脸兴奋:“成了!水库答应延迟泄洪,给咱们两天时间抢收!”
欢呼声炸响。王援朝随后下车,脸色苍白,走路有点晃。林晓梅注意到他右手缠着布条,渗出血迹。
“手怎么了?”
“没事,爬堤坝时划的。”王援朝轻描淡写,“赶紧组织抢收吧,就两天时间。”
那两天,向阳屯没人睡觉。能下地的都下地,抢收那些还没完全成熟但能救一点的庄稼。老人孩子在家搓绳编袋,妇女做饭送饭。知青们和本地人完全混在一起,你帮我割,我帮你捆,界限模糊了。
林晓梅在田里见到了从林场赶回来的周卫东。他也加入了抢收,两人隔着几垄地对视一眼,什么也没说,埋头继续干。
第二天傍晚,最后一批庄稼抢收完毕。虽然减产已成定局,但至少不是绝收。人们瘫坐在田埂上,累得说不出话,但脸上有笑容。
陈书记统计损失时,特别表扬了王援朝和赵建国:“要不是你们俩,咱屯今年真得喝西北风。”
赵建国嘿嘿笑,王援朝只是点点头。
晚上,屯里开了个简单的庆功会。没有酒肉,只有热粥和窝头,但气氛热烈。赵建国又唱起了二人转,这回调子准了些。有人拉起了二胡,几个本地姑娘跳起了秧歌。
林晓梅坐在人群边缘,看着火光中一张张疲惫而欣慰的脸。周卫东走过来,在她身边坐下。
“腿全好了?”她问。
“嗯。”周卫东卷起裤腿,给她看伤疤——暗红色的,蜿蜒在小腿上,“林场的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那就好。”
两人沉默地看着篝火。那边,王援朝被几个老农围着,正讲解怎么补救水淹地的庄稼。他比划着,说得很认真,老农们频频点头。
“他变了。”周卫东说。
“嗯。”
“我们都在变。”周卫东轻声说,“有时候半夜醒来,想想从前的日子,像上辈子的事。”
林晓梅也有同感。上海弄堂里的梧桐树,学校的图书馆,母亲的冰糖肘子——这些记忆越来越模糊,取而代之的是黑土地的气味、猪圈的臭味、雨后泥土的清香。
“林场怎么样?”她问。
“累,但有意思。”周卫东眼睛亮起来,“我在学测绘,学育林。技术员老刘是东北林学院毕业的,懂得多,肯教我。他说……”他压低声音,“他说将来国家肯定需要林业人才,让我好好学。”
这话里有某种希望。林晓梅心里一动:“你想留在林场?”
“不知道。”周卫东看着篝火,“但我确实想学点真本事,不管在哪。”
庆功会快结束时,陈书记宣布了一个消息:县里要选拔一批知青去参加工农兵学员考试,表现突出的可以推荐。
人群骚动起来。工农兵学员,意味着可以上大学,哪怕只是中专,也意味着离开这里,回到城市。
“咱们屯有三个推荐名额。”陈书记说,“具体推荐谁,支部会研究。大家继续好好干,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回去的路上,知青们三三两两议论着。苏曼丽激动地拉着林晓梅:“晓梅,你说咱们有机会吗?”
“不知道。”
“我一定要争取!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待了!”
林晓梅没说话。她看见走在前面的王援朝,脚步没有变化,像是没听见这个消息。赵建国倒是兴奋,大声说:“要是能学开汽车就好了,比拖拉机带劲!”
夜风吹过,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林晓梅抬头看天,星星很亮,密密麻麻地洒在黑丝绒般的天幕上。
机会来了。但机会背后是什么,没人知道。
她只希望,不管谁来谁走,这片土地和这些人,都不要被辜负。
五
八月,周卫东回林场了。走之前,他和林晓梅又有了一次河边谈话。
“如果我被推荐去上学,你会怎么想?”他问。
林晓梅看着河水:“我会为你高兴。”
“那你呢?你想去吗?”
“我想过。”林晓梅诚实地说,“但我不知道学什么。在老家,我可能会学文学或者外语。但在这里待了两年,我觉得那些东西……有点遥远。”
周卫东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头,打了个水漂。石头在水面跳了四下,沉了。
“我在林场认识一个老技术员,他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自愿来边疆的。”周卫东说,“他说,真正的学问不是书本上的,是脚踩在地上、手摸着树干的时候学到的。”
“所以你不想走?”
“我想学真东西,在哪学都行。”周卫东转身看着她,“林晓梅,不管将来怎样,我想我们都该变成有用的人。不是对上级有用,是对这片土地、对这里的人有用。”
这话像一颗种子,落进林晓梅心里。她想起自己刚来时,只想活下去,熬过去。但现在,她开始想,除了活着,还能做什么。
九月初,推荐名单公布了。
没有周卫东,没有王援朝,没有林晓梅。向阳屯的三个名额给了:李志强、赵建国、还有一个北京来的女知青叫张红梅——她叔叔在县里工作。
消息传开,有人失望,有人不服,但没人敢公开质疑。只有王援朝在夜校黑板上写了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第二天就被陈书记擦掉了,找他谈了话。
“援朝,我知道你有想法,但有些话不能说。”陈书记语重心长。
“我只是写句古文。”王援朝平静地说。
“古文也不行。”陈书记叹气,“你是聪明人,该明白我的意思。”
王援朝当然明白。他只是不甘心。
赵建国知道自己被推荐后,既兴奋又不安。他找周卫东喝酒——周卫东那次是专门请假回来祝贺他的。
“卫东,说真的,我觉得你比我更该去。”赵建国灌了口酒,“你读书好,有文化。”
“你也有你的长处。”周卫东和他碰杯,“去了好好学,学成了回来建设边疆。”
“你真觉得我能学成?”
“只要你想,就能。”
那晚赵建国喝多了,拉着王援朝的手说:“援朝,我知道你看不上我,觉得我光会来事。但我真想把事干好,真想让家里人觉得,我来这趟,值!”
王援朝难得地没反驳,只是说:“那就好好学。”
十月,赵建国他们去县里参加考试了。屯里少了三个人,突然冷清了些。秋收开始了,这是检验一年劳作的时刻。
虽然经历了春旱、夏涝,但向阳屯的收成居然还不错——多亏了王援朝推广的新品种和种植方法。陈书记特意在大会上表扬了他,但王援朝没什么表情。
秋收后的一天,林晓梅在仓库整理粮食,听见两个本地妇女闲聊:
“那个王援朝,本事是有,就是脾气太怪。”
“可不是,听说县里本来想推荐他,但他之前顶撞过公社领导,人家不给过。”
“可惜了,要不能成咱屯第一个大学生呢。”
林晓梅手里的簸箕顿了顿。原来如此。
她找到王援朝时,他正在河边的地里做土壤采样,记录着什么。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她问。
王援朝抬起头:“知道什么?”
“知道你为什么没被推荐。”
王援朝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记录数据:“知道又怎样?”
“你不生气吗?”
“生气有用吗?”王援朝收起本子,“林晓梅,这世道就这样。你有本事,不如有人脉;你有理想,不如会做人。”
“那你为什么还做这些?”林晓梅指着他的记录本。
“因为我想做。”王援朝说得很简单,“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人看见,不是为了得表扬。我只是觉得,这片地能多打点粮食,屯里人就能多吃一口饱饭。就这么简单。”
他说这话时,眼神清澈坚定。林晓梅忽然明白,这个人骨子里的骄傲和正直,从未改变。他只是学会了用更聪明的方式坚持。
“你会一直留在这里吗?”她问。
“不知道。”王援朝望向远山,“但在我还能做事的时候,我会把事做好。”
十一月,赵建国回来了。他没考上工农兵学员,但被县农机站看中,要去那里培训三个月,学修拖拉机。
“也算没白跑一趟!”他还是很高兴,“学成了,咱屯的拖拉机我全包了!”
李志强和张红梅都没考上。李志强有些消沉,张红梅倒无所谓,她说本来就不想离开——她跟屯里一个本地青年好上了,准备结婚。
这个消息在知青中引起震动。第一个要扎根在北大荒的知青,出现了。
“你疯了?”苏曼丽私下问张红梅,“你真要嫁在这?不回城了?”
张红梅正在缝嫁衣,红布在手里翻飞:“回城?回哪去?我家七口人挤两间房,回去哪有我住的地方?在这,好歹有房有地,他对我好。”
这话现实得让人无言。林晓梅想起孙秀兰说过的话:“哪有城里人愿意娶乡下姑娘?”现在反过来了,是城里姑娘愿意嫁乡下小伙。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交织。
十二月初,第一场雪落下来时,周卫东从林场带回一个消息:林场要推荐一个技术员去省林业学校进修一年,他有机会。
“要去多久?”林晓梅问。
“一年。”
“那……挺好的。”
两人站在雪地里,呼出的白气交织在一起。周卫东看着她:“如果我去了,你会等我吗?”
林晓梅的心跳漏了一拍。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把话说得这么明白。
“我……”她不知该怎么回答。
“不用现在说。”周卫东笑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不管我去哪,我心里有你。”
雪越下越大,落在他们肩上、头上。世界一片洁白,掩盖了泥土、庄稼、伤痛和希望。
1972年要来了。这是他们在北大荒的第四个年头。
有些人要走了,有些人要留下,有些人还在徘徊。
但生活还在继续,像黑土地上的庄稼,一茬接一茬,生生不息。
而那条从单纯走向复杂的路,才刚刚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