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声名鹊起
一、口碑的力量
十月的最后一天，红梅在小本子上记下了当月的账目。
总收入：八百七十三元五角六分。
总支出：三百二十一元八角（包括租金、食材、煤柴、调料等）。
净利润：五百五十一元七角六分。
五百五十一元。
红梅看着这个数字，手在微微发抖。
她记得，三个月前，她怀里揣着三十二块钱，战战兢兢地租下那个十平米的小门面。那时候，一天能挣两三块钱，就觉得是天大的幸运。
现在，一个月，五百五十一元。
她反复算了三遍，确认没错。
“姐，咱们发财了！”建国凑过来看，眼睛瞪得溜圆。
红梅没说话，把账本合上，小心翼翼锁进箱子最底层。
这不是发财，这是汗水换来的。
这一个月，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晚上十点收摊。和面、熬汤、包包子、擀饺子皮、拌凉菜……手上的茧子磨破又长好，长好又磨破。有几次累得站着都能睡着，是建国硬把她推醒。
但这一切都值得。
红梅小吃店的名声，像秋天的风一样，吹遍了整个公社，甚至飘到了县城。
起初是附近单位的职工，后来是街上的居民，再后来是各村来公社办事的人。有人说：“去公社不吃红梅的包子，等于白来一趟。”有人说：“她家的饺子，比县里饭店的都好吃。”
最让红梅意外的是，开始有县城的客人专门开车来吃。
第一个是县机械厂的司机老王。他送货路过公社，听人说这儿的面好吃，就停车尝了一碗。吃完后，他抹抹嘴说：“明天我还来。”第二天，他真的来了，还带了两个工友。
后来，县医院的大夫、学校的老师、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周末专门开车来吃面的人越来越多。
小店从早到晚座无虚席。二十张桌子，八十把椅子，常常不够用。很多人端着碗蹲在门口吃，蹲在街边吃。红梅不得不在门口又支了几张简易的桌子。
“红梅，该扩大规模了。”马队长有一天来吃面时说，“你这店，太小了。”
红梅知道他说得对，但她不敢。
五百五十一元的利润听起来很多，但去掉要还给周建国的一百元（她坚持每月还一百），去掉给母亲买药的钱，去掉家里的开销，真正能攒下来的，不到三百元。
三百亿，够扩大规模吗？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现在这样，已经让她心惊胆战了。
二、各种“拜访”
十一月初，第一批“拜访者”来了。
是税务所的小刘，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税务制服，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
“李红梅同志，我们是来核查你的纳税情况的。”小刘说话很客气，但语气不容置疑。
红梅心里一紧。她每个月初都按时去税务所交税，怎么还要核查？
“同志，我每个月都按时交的……”
“我们知道。”小刘翻开笔记本，“根据你报的营业额，每个月交十五元税款，对吧？”
“对。”
“但我们测算了一下，”小刘推了推眼镜，“以你店的客流量和价格，实际营业额应该比你报的高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你每个月应该交十九元五角，而不是十五元。”
红梅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确实少报了营业额。不是故意的，是她不懂怎么算。她只报了堂食的收入，外带的和包子的收入没算进去。
“同志，我……我不懂这些……”她声音发颤。
“不懂不是理由。”小刘严肃地说，“从下个月开始，按实际营业额交税。这个月少交的四元五角，要补交，还要交百分之五十的罚款。一共是六元七角五分。”
六元七角五分。
对现在的红梅来说，不算多。但她心里难受——不是心疼钱，是觉得委屈。她不是故意逃税，是真的不懂。
“我现在就交。”她从钱箱里数出钱，递给小刘。
小刘开了收据，脸色缓和了些：“李红梅同志，以后要注意。国家政策支持个体经济，但也要依法纳税。”
“我知道了。”红梅点头。
小刘走了，红梅坐在店里，半天没缓过神来。
这只是开始。
第二天，卫生所的人来了。还是那个胖检查员，但这次态度好多了。
“红梅啊，生意不错。”他笑眯眯地说，“但人多了，卫生就更要注意。你看你这厨房，虽然干净，但东西摆得太满，不符合规定。”
红梅赶紧说：“我马上收拾。”
“还有，工作人员的健康证，都办了吗？”
红梅愣住了：“健康证？”
“对。”检查员说，“餐饮行业的工作人员，必须有健康证。你，你弟弟，你妹妹，都要办。”
红梅不知道还有这个规定。
“同志，这……这怎么办理？”
“去卫生院体检，合格了发证。一个人两块钱。”
三个人，六块钱。
红梅咬咬牙：“好，我们去办。”
检查员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三天内办齐。下次检查，要看证。”
他走了，红梅又损失了六块钱。
第三天，公社妇联的刘主任来了。
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短发，干练，说话像打机关枪。
“李红梅同志，你好你好！”她一进门就热情地握住红梅的手，“我是公社妇联的刘秀英。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
红梅被她弄得不知所措：“刘主任，您……您好。”
“红梅啊，你可是咱们公社妇女的骄傲！”刘主任拉着她坐下，“一个农村姑娘，凭自己的双手，开起这么大的店，解决了就业，活跃了经济。了不起！”
红梅被夸得脸红了：“刘主任，您过奖了……”
“不过奖不过奖！”刘主任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我们妇联决定，把你树为‘妇女创业典型’。下个月在公社礼堂开表彰大会，请你上台发言，讲讲你的创业故事。”
“发……发言？”红梅慌了，“我不会说话……”
“不用怕！”刘主任拍拍她的手，“说什么都行，就说你怎么从摆摊到开店，怎么克服困难，怎么服务群众。给广大妇女做个榜样！”
红梅还想推辞，刘主任已经站了起来：“就这么定了！下个月十五号，上午九点，公社礼堂。记得提前准备好发言稿。”
说完，她风风火火地走了。
红梅站在原地，脑子里嗡嗡作响。
上台发言？
她连在人多的地方说话都会脸红，怎么上台发言？
而且，下个月十五号，正是店里最忙的时候。
她该怎么办？
三、省城来的客人
十一月十号，一个普通的星期三，店里来了三个特别的客人。
两男一女，都穿着呢子大衣，皮鞋擦得锃亮。说话带点外地口音，不是本地的。
他们点了一笼包子，两碗面，一碟饺子，一碟凉菜。
吃的时候，三个人都很安静，只是偶尔低声交谈几句。吃完了，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招手叫红梅过去。
“同志，这包子是你做的？”
红梅点头：“是。”
“面呢？”
“也是我做的。”
男人上下打量她：“你今年多大？”
“二十一。”
“学手艺几年了？”
红梅犹豫了一下：“一年多。”
“一年多？”男人和另外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跟谁学的？”
“自……自己琢磨的。”红梅按陈德海教的说法回答。
男人笑了，笑容里有些深意：“自己琢磨，能琢磨出这种水平？小姑娘，不简单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红梅：“我叫赵志远，是省城友谊饭店的副经理。这两位是我的同事。”
友谊饭店。
红梅听说过，那是省城最大的饭店，听说里面吃饭的都是大干部，外国人。
她接过名片，手有些抖。
“我们这次来，是听说你这儿的东西好吃，特意来尝尝。”赵志远说，“尝了之后，确实不错。尤其是包子，面发得好，馅调得香，比我们饭店的一些老师傅做得都好。”
红梅的脸红了：“您过奖了……”
“不过奖。”赵志远认真地说，“小姑娘，我想请你帮个忙。”
“您说。”
“下个月，我们饭店要接待一个重要代表团，有外宾。想请你去做几道面点，包子、饺子、面条。时间三天，报酬一百元。”
一百元。
红梅的心跳停了半拍。
三天，一百元。相当于她半个月的收入。
但……
“赵经理，”她小声说，“我……我没去过省城，也没在那么大的饭店做过……”
“不用怕。”赵志远说，“你去了，只负责做面点。别的有人帮忙。材料我们准备，工具我们提供，你只管做。”
“可是我店里……”
“就三天。”赵志远说，“你店里可以歇业三天，损失我们补。另外再给你一百元。”
再给一百元。
也就是说，三天，两百元。
红梅的心动了。
但她不敢答应。
省城太远了，她从来没去过。饭店太大了，她从来没进过。外宾……她连外国人都没见过。
“赵经理，”她咬着嘴唇，“我……我得想想。”
“行，你想想。”赵志远站起来，“我们住在公社招待所，明天中午之前给我答复。”
三人走了。
红梅握着那张名片，站在店里，脑子里一片混乱。
去省城？
三天，两百元？
这是个天大的机会。
可也是天大的风险。
万一做不好怎么办？万一得罪了外宾怎么办？万一……
她不敢想。
四、马队长的建议
晚上收摊后，红梅去找马队长。
马队长正在院子里编筐，看见她来，放下手里的活：“红梅，有事？”
红梅把省城客人的事说了。
马队长听完，沉默了很久。
“红梅，”他最后说，“这是机会，也是考验。”
“我知道。”红梅说，“马队长，您说我该去吗？”
“该去。”马队长很肯定，“但不是为了钱。”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见识。”马队长说，“你在公社，在县城，见过最大的场面是什么？公社礼堂开会？县饮食公司座谈？这些跟省城的大饭店比，什么都不是。”
他点了根旱烟，慢慢说：“红梅，你还年轻，手艺也好。但不能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地方。得出去看看，看看外面的人怎么做饭，怎么经营，怎么生活。看了，学了，你才能进步。”
红梅点点头。
“可是，”她又担心，“店里怎么办？歇业三天，损失不小。”
“损失就损失。”马队长说，“眼光要放长远。你去省城，做好了，名声就传到省里了。以后，可能就不只是县里的人来吃你的面，省城的人都会来。”
红梅的心跳加快了。
省城的人来吃她的面？
她从来没敢想过。
“还有，”马队长压低声音，“你娘的身体，一直不见好。公社卫生所治不了，县医院也治不了。你去省城，可以打听打听省城的大医院，问问你娘的病该怎么治。省城的药，说不定能治好。”
这话说到了红梅心坎里。
母亲的身体，是她最大的心病。咳血虽然少了，但还在咳，还在发烧。公社的医生说，是肺痨，治不好，只能养着。
但红梅不信。
她相信，一定有办法治好母亲。
省城的大医院，说不定就有办法。
“马队长，”她下定决心，“我去。”
“好。”马队长笑了，“这才是我认识的红梅。”
“可是，”红梅又想到一个问题，“发言的事怎么办？下个月十五号，我可能还在省城。”
“发言的事，我帮你说。”马队长说，“我跟刘主任熟，就说你临时有事去省城学习，发言往后推。”
红梅松了口气：“谢谢马队长。”
“不用谢。”马队长摆摆手，“红梅，记住，去了省城，多看，多学，少说话。大饭店规矩多，要守规矩。外宾的事，要特别小心。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别看。”
“我记住了。”
从马队长家出来，红梅心里踏实了。
她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五、出发前的准备
第二天一早，红梅去公社招待所找赵志远。
赵志远正在吃早饭，看见她来，笑了：“想好了？”
“想好了。”红梅点头，“我去。”
“好！”赵志远很高兴，“下个月五号，我们来接你。你准备一下，带几件换洗衣服就行。工具、材料，饭店都有。”
“赵经理，”红梅小声问，“我……我能带个人吗？”
“带人？谁？”
“我弟弟。”红梅说，“他帮我打下手，习惯了。有他在，我做得顺手些。”
赵志远想了想：“行，可以带一个。但食宿我们只包一个人的，另一个要自费。”
“自费多少钱？”
“一天三块，包吃住。”
三天，九块。
红梅咬咬牙：“行。”
九块钱，换建国去省城见世面，值。
从招待所出来，红梅去了店里。
她把去省城的事跟建国说了。
建国一听，兴奋得跳起来：“姐，真的？我能去省城？”
“嗯。”红梅点头，“但去了要听话，不能乱跑，不能乱说话。”
“我知道！”建国用力点头，“姐，我一定听话！”
接下来的几天，红梅开始做准备。
她列出了要带的工具——自己的菜刀（陈德海送的那把），擀面杖，几个模具。虽然赵志远说饭店都有，但她还是想带着，用着顺手。
她又列出了要练习的品种——除了包子、饺子、面条，她还打算做几样小吃：炸酱面、担担面、红油抄手。这些都是陈德海菜谱上的，她练过几次，但没在店里卖过。
她每天抽出两个小时，专门练习这些小吃。
做得不好，重做。味道不对，重调。
她知道，这次去省城，不只是为了两百块钱，更是为了证明自己，为了学习，为了母亲的病。
她必须做好。
十一月三十号，出发的前一天，红梅早早关了店门。
她把店里彻底打扫了一遍，食材该处理的处理，该保存的保存。又去供销社买了些干粮，准备路上吃。
晚上，她坐在母亲炕边，握着母亲的手。
“娘，明天我去省城，三天就回来。”她说。
李母睁开眼睛，眼神有些涣散：“省城？那么远……”
“不远。”红梅说，“坐车几个小时就到了。娘，我去省城，给您打听打听，看您的病怎么治。省城的大医院，肯定有办法。”
李母摇摇头：“别费那个钱……娘老了，治不治都一样……”
“不一样！”红梅的眼泪掉下来，“娘，您一定要好起来。您还没看见秀兰长大，没看见建国娶媳妇，没看见咱们家过上好日子……”
李母摸着女儿的头：“梅啊，娘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让你小小年纪，就扛起这个家……”
“娘，别说这些。”红梅擦干眼泪，“您好好养着，等我从省城回来，给您带好消息。”
李母点点头，闭上眼睛。
红梅给母亲掖好被子，走出屋子。
院子里，建国、建军、秀兰都在等她。
“姐，”建国说，“东西都收拾好了。”
“嗯。”红梅点头，“建军，秀兰，姐不在的这几天，你们照顾好娘。店里不开门，但家里的事不能耽误。建军，每天去挑水，不能断了。秀兰，每天给娘熬药，按时按点。”
“姐，你放心。”建军说，“我一定照顾好娘。”
“姐，我也能照顾好娘。”秀兰仰着小脸说。
红梅摸摸他们的头：“姐知道你们能干。等姐从省城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
“真的？”秀兰眼睛亮了。
“真的。”
夜深了，红梅躺在床上，睡不着。
她想起这大半年的经历——从在队部食堂卖面，到开小店，再到开大店。从一天挣几毛钱，到一天挣十几块钱。从被人欺负，到被人尊重。
像一场梦。
明天，她要去省城了。
那是她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从来没见过的世界。
她紧张，但更多是兴奋。
她知道，这又是一次新的开始。
窗外，月亮很亮。
红梅看着月亮，心里默默地说：
陈先生，您看见了吗？
我要去省城了。
我会好好做，不会辜负您的教导。
您放心。
夜色中，红梅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梦里，她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很大的厨房里，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手里拿着刀，正在切菜。周围有很多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都在看她做饭。
梦里，一切都是新鲜的，美好的。
她知道，明天，新的旅程就要开始了。
第十七章 省城之行
一、初到省城
凌晨四点，天还黑着，红梅和建国就起来了。
两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红梅的工具包，还有一小袋干粮——走到公社招待所门口等车。
赵志远说，省城来的车会在五点前到。
寒风刺骨，红梅裹紧了身上的棉袄。这件棉袄是她最好的衣服，虽然已经洗得发白，但很厚实。建国也穿了件棉袄，是红梅用旧棉衣改的，不太合身，但能御寒。
“姐，省城有多大？”建国哈着白气问。
“不知道。”红梅说，“听说比县城大十倍。”
“那么大？”建国眼睛瞪圆了，“那得有多少人啊？”
红梅摇摇头。她也没概念。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县城对她来说，像天边的云一样遥远。
五点整，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开来了。
开车的是个年轻司机，赵志远坐在副驾驶。看见红梅和建国，他招招手：“上车。”
吉普车比县里的车大，座位软，车里还有一股好闻的皮革味。红梅和建国小心翼翼地坐进后排，生怕把车弄脏。
“吃早饭了吗？”赵志远回头问。
“吃……吃过了。”红梅小声说。其实他们只吃了个冷馒头。
“那就好。路上要开四个小时，中间不停。”赵志远说，“你们困了就睡会儿。”
车子发动，驶出公社，上了公路。
红梅扒着车窗往外看。天色渐亮，田野、村庄、树木在车窗外飞速后退。路越来越宽，车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高。
建国兴奋地看着窗外，不时发出惊叹：“姐，你看那房子！三层楼！”“姐，你看那桥，真长！”
红梅心里也惊叹，但没表现出来。她怕显得太土气，给赵志远丢脸。
车子开了两个多小时，进入市区。
红梅看呆了。
街道宽得能并排走四辆车，两边的楼房有五六层高，墙上刷着白灰，窗玻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街上人来人往，骑自行车的，走路的，还有公共汽车——那种很长很大的车，红梅只在画上见过。
“这是省城？”她小声问。
“这是城郊。”赵志远说，“友谊饭店在市中心，还得开一会儿。”
又开了半个小时，车子在一栋大楼前停下。
大楼有五层高，外墙是米黄色的，窗户很大，镶着明亮的玻璃。门口挂着牌子：“友谊饭店”，字是金色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门口还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安，站得笔直。
“到了。”赵志远说。
红梅和建国下了车，仰头看着这栋大楼，像两只从山里飞出来的小鸟，第一次看见高楼。
“跟我来。”赵志远带他们走进饭店。
里面更让红梅震惊。
大厅宽敞明亮，地面铺着大理石，光可鉴人。天花板上吊着巨大的吊灯，水晶珠子闪闪发光。墙上挂着画，画的是山水和花鸟。沙发是皮质的，又大又软。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说不清是什么香，但很好闻。
有几个外国人坐在沙发上，金发碧眼，穿着西装，说着听不懂的话。红梅第一次见到真的外国人，赶紧低下头。
“别紧张。”赵志远说，“外宾住楼上，不会到后厨来。”
他带着红梅和建国穿过大厅，走进一条走廊，又下了几级台阶，来到后厨。
后厨比红梅想象的大十倍。
一排排的不锈钢灶台，擦得锃亮。巨大的冰箱，门是白色的，上面贴着标签。各种锅碗瓢盆，整齐地挂在墙上。十几个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的厨师正在忙碌，切菜声、炒菜声、说话声混成一片。
“这是李师傅，我们的厨师长。”赵志远介绍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李师傅上下打量红梅，眼神里带着怀疑：“你就是赵经理说的那个小姑娘？”
“是。”红梅小声说。
“多大？”
“二十一。”
“学厨几年了？”
“一年多。”
李师傅皱眉，看向赵志远：“老赵，你确定她能行？这次接待的是日本经贸代表团，规格很高。要是搞砸了……”
“我确定。”赵志远说，“李师傅，你别看她年纪小，手艺不差。让她试试。”
李师傅叹了口气：“行吧。小刘，带她去换衣服。”
一个年轻厨师走过来，递给红梅和建国两套工作服——白上衣，白裤子，白帽子。
“更衣室在那边。”小刘指了指。
红梅和建国去换了衣服。衣服有点大，但很干净，有股肥皂的清香。
换好衣服回来，李师傅已经开始交代任务。
“这次接待三天，每天的早餐需要中式面点。具体要求在这里。”他递给红梅一张纸，“包子、饺子、面条、馄饨，每天轮换。材料厨房都有，工具也在那边。有问题问小刘。”
红梅接过纸，上面写着：
第一天：鲜肉包，虾饺，鸡汤面。
第二天：豆沙包，三鲜饺，担担面。
第三天：小笼包，蒸饺，炸酱面。
每样后面还注明了数量和时间。
“能做到吗？”李师傅问。
红梅仔细看了看，点点头：“能。”
“好。”李师傅说，“今天先准备明天的早餐。现在开始。”
二、厨房里的考验
红梅被分配到一个小工作台。台子很大，很干净，各种工具一应俱全：大小不同的擀面杖，各种模具，电子秤（红梅第一次见，小刘教她怎么用），还有一排调料罐。
小刘搬来一袋面粉，一盆肉馅，一盆虾仁，一盆豆沙。
“面粉是特级粉，肉是五花肉，虾是鲜虾，豆沙是现熬的。”小刘说，“赵经理交代了，用最好的材料。”
红梅点点头，开始工作。
和面，发面，调馅，擀皮，包包子。
步骤和在家一样，但这里的工具更顺手，材料更好。面粉细腻，肉馅新鲜，虾仁饱满。
她很快进入了状态。
建国在旁边帮忙，洗菜，递东西，擦桌子。
厨房里的其他厨师开始还好奇地看，后来就各忙各的了。只有小刘在旁边看着，不时指点：“面要再揉一会儿。”“馅可以再打点葱姜水。”
红梅一一照做。
她包包子很快，一个个包子在她手里成形，大小均匀，褶子漂亮。小刘看着，眼睛渐渐亮了。
“手法不错。”他说。
红梅没说话，继续包。
包好了包子，开始做虾饺。虾饺皮要用澄面，红梅没做过。小刘教她：“澄面要用开水烫，快速揉成团。皮要擀得薄，不然蒸出来不透亮。”
红梅学着做，第一次失败了，皮太厚。第二次，找到了感觉。第三次，皮擀得薄如蝉翼，包上虾仁，像水晶一样透明。
“这个可以。”小刘点点头。
最后做鸡汤面。汤是厨房提前熬好的，清亮鲜香。面条要现擀现切。红梅拿出自己的菜刀——陈德海送的那把，刀身上“德海”两个字已经有些模糊了。
她开始切面。
手腕灵活，刀光闪动，面条细如发丝，均匀一致。
小刘看呆了。
周围的厨师也围过来看。
“这刀工……”一个老厨师说，“没有十年功夫，切不出来。”
红梅没听见，专心切面。
切完了，她把面条抖开，放在案板上，细白如雪。
“可以了。”她说。
李师傅走过来，看了看包子，看了看虾饺，看了看面条，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不错。”他说，“明天早上五点开始蒸，六点半上桌。能起来吗？”
“能。”红梅说。
“好。”李师傅拍拍她的肩，“好好干。”
三、意外的重逢
第二天早上四点，红梅就起来了。
她和建国悄悄起床，洗漱，换上工作服，来到厨房。
厨房里已经有人了——是值夜班的师傅，正在准备早班的食材。
红梅开始蒸包子，煮饺子，下面条。
五点半，第一笼包子出锅。白白胖胖的包子，冒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六点，虾饺蒸好了，晶莹剔透，能看见里面的粉色虾仁。
六点十五，面条煮好了，捞出来，过冷水，再放进热鸡汤里。
六点半，准时上菜。
红梅站在厨房门口，偷偷往外看。
餐厅很大，摆着十几张圆桌。日本人已经来了，都穿着西装，坐得笔直。翻译在介绍菜品，日本人听得认真，不时点头。
包子端上去了，日本人用筷子夹起来，小口小口地吃。吃完一个，又夹一个。
虾饺端上去了，日本人发出惊叹，拿出相机拍照。
面条端上去了，日本人吃得很香，连汤都喝光了。
红梅松了口气。
看来，没问题。
早餐结束，李师傅找到红梅，满脸笑容：“红梅，干得好！日本客人很满意，特意表扬了包子。”
红梅的心终于落回肚子里。
“下午准备明天的。”李师傅说，“豆沙包，三鲜饺，担担面。”
“好。”
下午，红梅正在和面，忽然听见有人叫她：“红梅？”
声音很熟悉。
红梅回头，愣住了。
站在厨房门口的，是周建国。
“周……周同志？”红梅不敢相信，“您怎么在这儿？”
周建国穿着白大褂，戴着厨师帽，笑着走进来：“我调来友谊饭店了，上周刚报到。听说来了个农村姑娘做面点，手艺很好，我猜就是你。”
红梅的眼睛红了：“周同志……”
“别哭别哭。”周建国拍拍她的肩，“干得不错，我刚才尝了你的包子，比在县城时进步多了。”
“您……您教得好。”
“是你自己努力。”周建国说，“对了，听说你带了弟弟来？”
“嗯。”红梅把建国叫过来。
建国看见周建国，也很激动：“周同志！”
“长高了。”周建国摸摸他的头，“好好帮你姐。”
“嗯！”
周建国看看周围，压低声音：“红梅，晚上下班后，我有话跟你说。关于陈师傅的。”
红梅的心猛地一跳：“陈先生？您有他的消息？”
“有。”周建国点头，“晚上八点，我在宿舍等你。”
他说完就走了。
红梅站在原地，心跳得厉害。
陈先生的消息。
她有陈先生的消息了。
四、陈德海的消息
晚上八点，红梅准时来到周建国的宿舍。
宿舍在饭店后面的一栋楼里，房间很小，但很干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摆满了书。
“坐。”周建国倒了杯水给红梅。
“周同志，陈先生他……”红梅迫不及待地问。
“你先别急。”周建国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他喝了口水，缓缓开口：
“陈师傅，真名叫陈德海，北京丰泽园的老师傅，1958年被下放到西北。这些，你应该知道。”
红梅点头。
“去年秋天，他离开你家后，一路往东走。走到陕西，病倒了，被一个老乡收留。老乡是开小饭馆的，看他手艺好，就让他留下帮忙。”
“后来呢？”
“后来，政策松动，很多下放人员开始回城。陈师傅也给北京的老朋友写了信。老朋友在饮食公司工作，帮他活动，准备把他调回北京。”
红梅的心跳加快了：“回北京？”
“对。”周建国点头，“手续已经办得差不多了，下个月就能走。”
红梅的眼泪涌上来：“太好了……陈先生能回北京了……”
“但是，”周建国话锋一转，“陈师傅不想回北京。”
“为什么？”
“他说，他年纪大了，回去也没什么用。在西北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而且……”周建国看着红梅，“他说，他有个徒弟在西北，手艺还没学成，他不放心。”
红梅的眼泪掉下来。
陈先生……还惦记着她。
“他现在在哪儿？”她问。
“在西安。”周建国说，“在一家国营饭店当顾问。我上周去西安开会，见过他。他精神很好，脚上的伤也好了。他还问起你，问你店开得怎么样，问你娘的病怎么样了。”
红梅哭得更厉害了。
“我……我给陈先生写信……”她哽咽着。
“不用写。”周建国说，“他下个月可能要来省城。友谊饭店想请他来做技术指导，我正在谈。如果谈成了，你们就能见面了。”
红梅的心像被什么击中了。
能见到陈先生？
能当面谢谢他，告诉他，他的徒弟没给他丢脸？
“周同志，”她擦干眼泪，“如果陈先生来了，一定要告诉我。我……我来省城看他。”
“好。”周建国点头，“不过红梅，你要有心理准备。陈师傅可能不会在你那儿长待。他的家在北京，他的根在北京。西北，只是他人生的一站。”
红梅明白。
陈先生就像一只候鸟，总要飞回故乡的。
她能做的，就是在他飞走之前，再见他一面，告诉他，谢谢你，教会了我这么多。
“周同志，”她说，“谢谢您告诉我这些。”
“不用谢。”周建国说，“红梅，你也要为自己打算。这次来省城，是个机会。好好表现，如果能让饭店的领导看中，说不定能留下来。”
留下来？
在省城工作？
红梅从来没想过。
“我……我家在公社，我娘在公社，我弟妹在公社……”她小声说。
“我知道。”周建国说，“但你还年轻，不能一辈子困在那个小地方。省城机会多，见识广，对你的发展有好处。你可以把家人接来，或者，先在省城干几年，攒点钱，再回去。”
红梅沉默了。
周建国说得对，省城确实好。
但她的根在李家沟，在公社。那里有她的店，有她的家，有她割舍不下的东西。
“我……我再想想。”她说。
“好，你想想。”周建国站起来，“不早了，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任务。”
红梅起身告辞。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她脑子里乱糟糟的。
陈先生要回北京了。
她可能留在省城。
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突然。
她需要时间消化。
五、代表团长的赞赏
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
今天的早餐是小笼包、蒸饺、炸酱面。
红梅早早起床，开始准备。
小笼包最难，皮要薄，馅要多，汤汁要足。红梅按陈德海菜谱上的方法，做了皮冻，包进馅里。蒸出来，皮薄如纸，汤汁鲜美。
蒸饺要用烫面，皮要劲道。红梅做了两种馅：猪肉白菜和韭菜鸡蛋。
炸酱面更讲究，酱要慢火熬，肉要切丁，面要手擀。
一切都准备好了。
六点半，早餐准时上桌。
日本代表团团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他每样都尝了，吃得很仔细。
吃到小笼包时，他眼睛一亮，又夹了一个。
吃到炸酱面时，他连说了几个“好”字——是中文的“好”，虽然发音不准，但能听懂。
早餐结束后，团长通过翻译提出，想见见做早餐的厨师。
红梅被叫到餐厅。
她穿着工作服，戴着帽子，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日本人面前，有些紧张。
团长站起来，走到她面前，用日语说了几句话。
翻译说：“团长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中式早餐。包子的皮，饺子的馅，面条的劲道，都恰到好处。他问你，学厨几年了？”
红梅小声说：“一年多。”
翻译愣了一下，又问了一遍：“一年多？”
“嗯。”
翻译翻译给团长听，团长也愣住了，然后竖起大拇指，又说了一串日语。
翻译说：“团长说，你是天才。他邀请你去日本，到他的酒店工作，教日本厨师做中国菜。”
去日本？
红梅彻底懵了。
她连省城都是第一次来，去日本？想都不敢想。
“我……我不能去。”她说，“我家在西北，我娘病了，我要照顾她。”
翻译翻译过去，团长点点头，表示理解。他又说了几句话。
翻译说：“团长说，很遗憾。但他希望你能去日本访问，交流厨艺。他会通过外交途径联系。”
红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点点头。
团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红梅：“这是礼物，谢谢你的早餐。”
红梅接过钢笔，沉甸甸的，金色的笔帽闪闪发光。
“谢谢……”她小声说。
团长笑着点点头，走了。
红梅握着钢笔，站在原地，像做梦一样。
六、归途与心事
三天的任务圆满结束。
赵志远很满意，把两百元报酬给了红梅，又额外给了五十元奖金。
“红梅，干得好。”他说，“饭店领导很满意，想留你在这儿工作。月薪六十元，包吃住。你考虑考虑。”
月薪六十元，包吃住。
在1976年，这是很高的工资了。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才三四十元。
红梅的心动了。
但她想到母亲，想到弟妹，想到公社的店。
“赵经理，”她说，“我得回去跟家人商量。”
“行。”赵志远点头，“给你一个星期时间考虑。下周一给我答复。”
他又拿出一张纸：“这是友谊饭店的推荐信。有了它，你以后去任何饭店找工作，都容易。”
红梅接过推荐信，深深鞠了一躬：“谢谢赵经理。”
下午，吉普车送红梅和建国回公社。
回去的路上，红梅一直沉默。
建国很兴奋，说着省城的见闻：高楼，汽车，外国人，大饭店……但红梅没听进去。
她脑子里想着三件事：
陈先生要回北京了。
日本团长邀请她去日本。
友谊饭店想留她工作。
每一件，都是大事。
每一件，都让她难以抉择。
车子在傍晚时分回到公社。
红梅和建国下了车，背着行李往家走。
走到家门口时，红梅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太安静了。
往常这个时候，秀兰应该在院子里玩，建军应该在劈柴，母亲应该在炕上坐着。
可现在，院子里空荡荡的，屋里也没声音。
红梅快步走进去。
屋里，建军和秀兰坐在炕边，眼睛红肿。炕上，母亲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得像纸。
“娘！”红梅扑过去。
李母睁开眼睛，看见红梅，想笑，但没笑出来，只发出一声微弱的：“梅啊……回来了……”
“娘，您怎么了？”红梅握住母亲的手，手冰凉。
“昨天……咳血了……”建军小声说，“咳了好多……卫生所的大夫来看，说……说让准备后事……”
红梅的心像被刀割一样。
准备后事？
她才走了三天，母亲就……
“去县医院！”她说，“现在就去！”
“姐，没钱……”建军说。
“我有！”红梅掏出省城挣的钱，“两百五十块，够！建国，去借车！建军，收拾东西！秀兰，看着娘！”
她像疯了似的，指挥着弟妹。
她知道，她没时间犹豫，没时间抉择了。
母亲需要她。
这个家需要她。
她哪里也不能去，只能在这里，撑起这个家。
夜色中，红梅抱着母亲，坐在借来的拖拉机上，往县医院赶。
寒风刺骨，但她不觉得冷。
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娘，您一定要挺住。
女儿回来了。
女儿有钱了。
女儿一定治好您。
第十八章 生死之间
一、县医院的绝望
县医院比红梅想象的小，只有一栋三层楼，墙面斑驳，窗户上的玻璃有几块是破的，用纸糊着。但在这个年代，这已经是方圆百里最好的医院了。
拖拉机停在医院门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红梅抱着母亲冲进急诊室，建国背着包袱跟在后面，建军牵着秀兰，三个孩子都脸色煞白。
急诊室里只有一个值班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眼镜，正在打瞌睡。被红梅惊醒，他揉了揉眼睛：“怎么了？”
“我娘，咳血，昏迷了……”红梅的声音在发抖。
医生站起来，看了看李母的脸色，又翻开眼皮看了看，眉头紧皱：“抬到检查室。”
红梅和建国把母亲抬到旁边的检查室。医生拿出听诊器听了听胸口，脸色更凝重了。
“多久了？”
“咳嗽一个多月了，咳血三天。”红梅说。
“去拍个胸片。”医生说，“放射科在一楼，你们去个人交钱。”
红梅从怀里掏出十块钱：“多少钱？”
“胸片五块。”
红梅交了钱，建国背着母亲去放射科。医院里很暗，走廊的灯一半是坏的，只有几盏还亮着，发出昏黄的光。
放射科的医生已经下班了，值班医生打了电话，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来了个年轻医生。他睡眼惺忪地给李母拍了片，说：“明天早上出结果。”
“不能现在出吗？”红梅哀求，“我娘她……”
“机器要冲洗，要分析，明天早上才能看。”年轻医生不耐烦地摆摆手，“先住院吧。”
红梅又去办住院手续，交了二十块押金。
等把母亲安顿在病房里，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病房里有四张床，都住满了人。李母被安排在靠窗的位置，窗户关不严，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红梅用破布把缝隙塞住，又给母亲盖了两床被子。
“姐，你去歇会儿，我看着娘。”建国说。
红梅摇摇头：“我不困。”
她坐在病床边的凳子上，握着母亲的手。手很凉，很瘦，皮包着骨头。她想起母亲年轻时的样子——虽然也不胖，但手是温热的，有力气的，能干活，能做饭，能抱孩子。
可现在，这双手连握她的力气都没有了。
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母亲的手背上。
母亲似乎感觉到了，眼皮动了动，但没睁开。
“娘，”红梅小声说，“您一定要挺住。女儿有钱了，能给您治病了。等您好了，咱们回家，我天天给您做好吃的……”
她说着说着，哽咽得说不下去。
天快亮的时候，李母醒了。
她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又看了看红梅，嘴唇动了动：“梅啊……这是哪儿……”
“县医院。”红梅擦擦眼泪，“娘，您感觉怎么样？”
“冷……”李母说，“渴……”
红梅赶紧倒水，水是凉的，她去找护士要热水。护士站没人，她等了半天，才有一个护士端着搪瓷缸子过来。
“热水房在那边。”护士指了个方向。
红梅跑过去，打了一茶缸热水，小心地吹凉了，一勺一勺喂给母亲。
李母喝了水，精神好了一些，但很快又开始咳嗽。咳得很厉害，整个人蜷缩起来，脸憋得通红。红梅赶紧给她拍背，拍着拍着，母亲咳出一口血，喷在床单上，鲜红刺眼。
“医生！医生！”红梅大喊。
值班医生跑过来，看了看，摇摇头：“让她侧躺着，别呛着。”
“医生，我娘到底什么病？”红梅哭着问。
“等胸片结果吧。”医生说，“看症状，像是肺痨晚期。但还要看片子。”
肺痨晚期。
这四个字像四把刀，插在红梅心上。
她知道肺痨是什么，村里有人得过，没治好，死了。
“能治吗？”她问，声音发颤。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如果是早期，还能治。如果是晚期……就看造化了。”
红梅的心沉到了谷底。
二、胸片的结果
早上八点，放射科的医生上班了。
红梅守在门口，等了一个小时，终于拿到了胸片结果。
一张黑白胶片，上面是模糊的影子。她看不懂，拿着去找主治医生。
主治医生姓王，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他接过胶片，对着灯光看了看，眉头皱得紧紧的。
“你娘多大？”
“四十五。”
“四十五……”王医生叹气，“太年轻了。”
“医生，到底怎么样？”红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王医生放下胶片，看着红梅：“姑娘，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娘的病，很严重。”
“什么病？”
“肺癌。”王医生说，“晚期，已经扩散了。”
肺癌。
晚期。
扩散。
每一个词，都像重锤砸在红梅心上。
“能……能治吗？”她问，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王医生摇摇头：“晚期肺癌，治不了。我们医院条件有限，就算去省城大医院，也治不了。现在能做的，就是减轻痛苦，尽量延长生命。”
红梅腿一软，差点摔倒，赶紧扶住桌子。
“医生，求您了……求您想想办法……花多少钱都行……”她哭着说，“我刚从省城挣了钱，我有钱……”
“不是钱的问题。”王医生叹气，“是医疗水平的问题。这种病，现在全世界都治不好。”
红梅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那……那还有多久？”
“三个月。”王医生说，“最多三个月。也可能更短，看病人的体质。”
三个月。
九十天。
红梅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
她扶着墙，勉强站稳，擦干眼泪：“医生，我娘……她能出院吗？”
“可以出院。”王医生说，“住院也是打针吃药，减轻痛苦。这些药可以带回家吃。但我要提醒你，回家后要注意营养，注意保暖，尽量不要让她劳累，不要让她情绪激动。”
“我知道了。”红梅说。
她拿着诊断书，走出医生办公室，走到楼梯拐角处，终于忍不住，蹲在地上，捂着脸哭起来。
哭声压抑，像受伤的野兽。
三个月。
母亲只有三个月了。
她想起母亲这辈子的苦——年轻时嫁人，生了四个孩子，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父亲早逝，她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累出了一身病。好不容易等到女儿有出息了，能过上好日子了，她却要走了。
老天爷，你怎么这么不公平？
红梅哭了很久，直到哭不出声，才擦干眼泪，站起来。
她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母亲需要她，弟妹需要她，这个家需要她。
她不能倒。
她走回病房，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娘，咱们可以出院了。”
李母看着她：“梅啊，医生说什么了？”
“说您是肺痨，吃点药就好了。”红梅撒谎，“咱们回家养着，比在医院强。”
李母点点头：“回家好……医院太贵了……”
红梅的心像刀割一样。
母亲到现在，还在心疼钱。
她去办了出院手续，医生开了药——止痛药，止咳药，还有一些营养药。红梅去药房拿药，又花了三十块。
然后，她借了辆板车，把母亲拉回家。
回家的路很长，很颠簸。红梅小心地拉着车，尽量走得稳。建国在后面推，建军和秀兰在旁边扶着。
李母躺在板车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得像纸。
路上，红梅一直在想：怎么办？
母亲只有三个月了。
她能做什么？
三、艰难的抉择
回到家，红梅把母亲安顿好，就开始翻箱倒柜。
她把省城挣的两百五十块钱拿出来，又把店里这几个月的积蓄拿出来，一共是六百三十七块五角六分。
六百多块钱，在1976年，是一笔巨款。
但对于治病，尤其是治肺癌，杯水车薪。
红梅知道，县医院治不了，但省城的大医院呢？北京的大医院呢？会不会有办法？
她想起周建国说过，陈德海要回北京了。北京一定有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
如果她能带母亲去北京……
可去北京要多少钱？要什么手续？母亲的身体能撑得住吗？
她不知道。
正想着，门外传来敲门声。
是马队长。
他听说红梅从省城回来了，又听说她母亲住院了，特意赶过来。
“红梅，你娘怎么样了？”
红梅把诊断书递给马队长。
马队长看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三个月……”他喃喃地说，“太短了。”
“马队长，”红梅说，“我想带娘去北京。北京一定有办法。”
“去北京？”马队长摇头，“红梅，你知道去北京要多少钱吗？要介绍信吗？要住哪儿吗？你娘的身体，能经得起折腾吗？”
这些问题，红梅一个都答不上来。
“可是……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娘……”
“我知道你难受。”马队长说，“但红梅，你要面对现实。你娘的病，治不好。与其到处折腾，让她受罪，不如在家好好陪她，让她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点。”
红梅的眼泪又涌上来：“可是我……”
“红梅，”马队长拍拍她的肩，“你娘最放不下的，是你，是你弟妹。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到处求医问药，而是把店开好，把家撑好，让你娘走得安心。”
红梅咬着嘴唇，不说话。
她知道马队长说得对。
可她就是不甘心。
母亲才四十五岁，还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怎么能就这么走了？
“红梅，”马队长又说，“还有一件事。省城友谊饭店的录用通知，公社收到了。日本代表团的访问邀请，县外事办也收到了。这些，都需要你答复。”
红梅愣住了。
她都忘了这些事。
友谊饭店的工作，月薪六十元，包吃住。
日本代表团的访问邀请，去日本交流厨艺。
在三天前，这些都是她梦寐以求的机会。
可现在，她只想让母亲好起来。
“马队长，”她擦干眼泪，“这些我都不要了。我要照顾我娘。”
“你考虑清楚。”马队长说，“友谊饭店的工作，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日本访问，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考虑清楚了。”红梅说，“什么都比不上我娘重要。”
马队长叹了口气：“行，我帮你回绝。但红梅，你要想清楚，拒绝这些，你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不后悔。”红梅说。
马队长点点头，走了。
红梅坐在灶台边，看着跳跃的火苗，心里一片空白。
她放弃了省城的工作，放弃了去日本的机会。
她不后悔。
但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四、母亲的愿望
接下来的几天，红梅寸步不离地守着母亲。
喂药，喂饭，擦身，按摩。李母的精神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说几句话，坏的时候昏睡不醒。
这天下午，李母精神好了一些，把红梅叫到床边。
“梅啊，你把建国他们都叫来。”
红梅把三个弟妹叫来，围在床边。
李母看着四个孩子，眼神里有不舍，有歉疚，也有欣慰。
“梅啊，”她握着红梅的手，“娘……娘怕是不行了。”
“娘，您别胡说……”红梅的眼泪掉下来。
“娘知道。”李母说，“娘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梅啊，娘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太累了，太苦了……”
“娘，我不苦……”
“听娘说完。”李母喘了口气，“娘有三个愿望，你要答应娘。”
“您说，我一定答应。”
“第一，”李母说，“把建国他们带大。让他们念书，识字，有出息。别像娘一样，一辈子在土里刨食。”
红梅用力点头：“我一定让他们念书。”
“第二，”李母看着红梅，“把店开好。那是你的心血，别因为娘耽误了。娘知道你舍不得，但日子还得过。”
红梅的眼泪哗啦啦地流：“娘，我不开店了，我陪着您……”
“胡说！”李母的声音忽然严厉起来，“店必须开！那是你爹的念想，是陈先生的心血，是你的前程！不能因为娘，就毁了！”
红梅哭着点头：“我开，我一定开……”
“第三，”李母的声音柔和下来，“找个好人家，嫁了。别太挑，人好就行。你一个人，累累了……”
红梅哭得说不出话，只能点头。
李母看着四个孩子，笑了笑：“好了，娘说完了。你们都出去吧，娘累了，想睡会儿。”
红梅带着弟妹出了屋。
走到院子里，她终于忍不住，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三个孩子也跟着哭。
哭声在院子里回荡，像一首悲伤的歌。
五、意外的访客
三天后，红梅正在给母亲熬药，门外传来敲门声。
建国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老人。
老人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背有点驼，但眼睛很亮。他拄着一根拐杖，背着一个包袱，风尘仆仆的样子。
“请问，这是李红梅家吗？”老人问。
建国点头：“您是……”
“我姓陈，叫陈德海。”老人说。
建国愣住了，然后大喊：“姐！姐！陈先生来了！”
红梅手里的药碗“啪”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她冲到门口，看着门外的老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真的是陈德海。
比上次见时，瘦了些，老了些，但精神很好。
“陈……陈先生？”红梅的声音在发抖。
“红梅，我来了。”陈德海笑着说。
红梅的眼泪夺眶而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陈先生……”
“快起来。”陈德海扶起她，“你娘呢？听说她病了？”
“在屋里……”红梅哽咽着。
陈德海走进屋，走到炕边。
李母睡着了，脸色苍白，呼吸微弱。
陈德海看了看，眉头紧皱。
“多久了？”
“一个多月了。”红梅说，“县医院说是肺癌晚期，最多三个月……”
陈德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红梅，你跟我出来一下。”
两人走到院子里。
“红梅，”陈德海说，“你娘的病，确实严重。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红梅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您有办法？”
“我在北京有个老朋友，是中医世家，专门治疑难杂症。他治过几个肺癌病人，有的延长了生命，有的甚至好转了。”陈德海说，“我这次来，就是带你们去北京。”
去北京？
红梅的心跳加快了。
“可是……可是去北京要多少钱？要什么手续？”
“钱的事你不用管。”陈德海说，“我那老朋友看病不收钱，只收药费。药费我出。手续的事，我来办。我在北京还有些关系，能开介绍信，能联系医院。”
红梅的眼泪又涌上来：“陈先生，我……我怎么报答您……”
“不用报答。”陈德海说，“你是我徒弟，你娘就是我亲人。亲人病了，怎么能不管？”
他顿了顿，又说：“但是红梅，你要有心理准备。中医治病慢，不一定能治好，只能试试。而且，去北京路途遥远，你娘的身体，可能撑不住。”
红梅咬着嘴唇：“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试。”
“好。”陈德海点头，“那咱们就试试。明天就出发，不能再拖了。”
“明天？”红梅一愣，“店里……”
“店先关着。”陈德海说，“治病要紧。等你娘好了，店再开也不迟。”
红梅点头：“我听您的。”
她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她必须抓住。
六、最后的希望
当天晚上，红梅开始准备。
她把店里的东西收拾好，锁好门。把家里的钱都带上，一共六百多块。
她把弟妹托付给马队长，请他帮忙照看。
马队长听说陈德海来了，要带红梅和她娘去北京，也很惊讶。
“陈师傅，真的能行吗？”
“试试吧。”陈德海说，“总比等死强。”
马队长点点头：“行，孩子交给我，你们放心去。”
第二天一早，陈德海找来一辆车——是他从县里雇的，花了五十块钱，答应送到火车站。
红梅把母亲抱上车，盖好被子。陈德海坐在前面，红梅坐在后面，抱着母亲。
车子发动，驶出李家沟。
红梅回头，看着渐渐远去的村庄，心里百感交集。
这次去北京，不知道结果如何。
不知道母亲能不能挺住。
不知道陈先生的恩情，她怎么还。
但她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她必须抓住。
车子在土路上颠簸，李母醒了，看见红梅，又看见前面的陈德海，有些迷茫。
“梅啊……这是去哪儿……”
“娘，咱们去北京。”红梅说，“陈先生带咱们去北京治病。”
“北京？”李母的眼睛亮了一下，“天安门……毛主席住的地方……”
“对，咱们去看天安门。”红梅说，“等您病好了，咱们去看天安门。”
李母笑了，笑容很淡，但很真实：“好……好……”
她又闭上眼睛，睡着了。
陈德海回头看了看，对红梅说：“让你娘睡吧，睡一觉，就到火车站了。”
红梅点点头，抱紧母亲。
她知道，前路很难。
但她不怕。
因为有陈先生在。
有希望。
车子在晨光中驶向远方。
驶向北京，驶向希望。
第十九章 京城求医
一、初到北京
火车在第三天的傍晚抵达北京站。
红梅从没见过这么多人——站台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挑担子的，背行李的，抱孩子的，喊人的，各种声音混在一起，震耳欲聋。
陈德海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护着红梅和她怀里的母亲，在人群中艰难地移动。
“跟紧我！”他大声喊，“别走散了！”
红梅紧紧抱着母亲，母亲裹在被子里，只露出一张苍白的小脸。她已经昏睡了一路，偶尔醒来，也是迷迷糊糊的。
建国背着包袱，跟在后面，眼睛不停地东张西望——北京站真大啊，房子真高啊，灯真亮啊。
好不容易挤出站台，来到广场上。
广场更大，灯火通明。对面有一栋大楼，上面挂着巨大的钟，指针在夜色中发着光。周围有好多公共汽车，还有那种三个轮子的车（后来红梅才知道叫“三轮车”），车夫在吆喝着拉客。
“郑老派车来接我们。”陈德海说，“在那边。”
他指向广场一角，那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这在1976年的北京是稀罕物。
一个年轻人站在车旁，看见陈德海，赶紧迎上来：“陈师傅，您可算到了！郑老等您半天了。”
“路上耽搁了。”陈德海说，“这位是红梅，我徒弟。这是她母亲，病人。这是她弟弟建国。”
年轻人点点头：“上车吧，郑老在家等着呢。”
红梅抱着母亲坐进车里。车座很软，车里有一股汽油味和皮革味混合的奇怪味道。建国小心翼翼地坐在边上，不敢乱动。
车子发动，驶出广场，开上马路。
红梅扒着车窗往外看。
北京的夜和她想象的不一样。街灯很亮，照得路面发白。路边有高楼，虽然不高，但比县城的气派。路上车不多，但自行车很多，叮铃铃的铃声此起彼伏。
车子开了大概半个小时，拐进一条胡同。
胡同很窄，两边是高墙。车开不进去，在胡同口停下。
“郑老住里面，车进不去，得走。”年轻人说。
红梅抱着母亲下车。陈德海拄着拐杖，年轻人背着行李，一行人走进胡同。
胡同很深，很静，只有偶尔传来几声狗叫。路灯昏黄，勉强能照清路。地上是青石板，踩上去发出清脆的响声。
走到胡同中间，有一扇红漆大门。门环是铜的，在灯光下泛着暗金色的光。
年轻人敲门，三长两短。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穿灰色长衫的老人出现在门口。
老人六十多岁，头发全白，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像能看透人心。
“德海，你来了。”老人的声音很温和。
“郑老，我来了。”陈德海深深鞠了一躬。
郑老的目光落在红梅和她怀里的母亲身上：“进来吧。”
一行人走进院子。
院子不大，是个标准的四合院，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南房三间。院子中间有棵枣树，叶子已经落光了，枝干在夜色中像一幅水墨画。
正房亮着灯，郑老引他们进去。
屋里很暖和，烧着炉子。摆设很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把太师椅，一个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仁心仁术”。
“把病人放在炕上。”郑老说。
红梅把母亲放在炕上，盖上被子。
郑老在炕边坐下，伸出三根手指，搭在李母的手腕上。
屋里很静，只有炉子里煤块燃烧的噼啪声。
红梅紧张地看着。
陈德海站在一边，神色凝重。
建国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郑老诊了左手，又诊右手。又翻开李母的眼皮看了看，让她张嘴，看了看舌苔。
整个过程很慢，很仔细。
诊完了，郑老沉默了很久。
“郑老，”陈德海小心地问，“怎么样？”
“病入膏肓。”郑老说了四个字。
红梅的心一下子凉了。
“不过，”郑老又说，“还有一线生机。”
红梅的心又提起来。
“生机在哪？”陈德海问。
“在她自己。”郑老看着红梅，“也在你面。”
“我们？”
“对。”郑老站起来，走到书桌前，铺开一张纸，拿起毛笔，“这病，西医叫肺癌晚期，治不了。中医叫‘肺痈’，毒邪深入，气血两亏，阴阳俱虚。常规药石，已无效果。”
他蘸了墨，开始写方子。
“我开一个方子，叫‘九死还魂汤’。”郑老边写边说，“用九味猛药，以毒攻毒，强行打通经络，激活生机。但此方凶险，十人用，九人死，一人活。所以叫‘九死还魂’。”
红梅的手在抖。
十人用，九人死，一人活。
“郑老，”陈德海说，“这太冒险了……”
“不冒险，就是等死。”郑老放下笔，“冒险，还有一线生机。你们自己选。”
红梅看着炕上的母亲。
母亲闭着眼睛，呼吸微弱，像风中残烛。
等死？
她不甘心。
“郑老，”她跪下，“我用！只要有一线生机，我就用！”
郑老看着她：“你想清楚。用了这药，可能会有剧烈的反应——呕吐、腹泻、高烧、昏迷。扛过去，可能活。扛不过去，可能马上就……”
“我想清楚了。”红梅说，“与其等死，不如一搏。”
郑老点点头：“好。有胆识。但这药，还要一味药引。”
“什么药引？”
“至亲之血。”郑老说，“每天取你三滴血，滴入药中。以血为引，药力才能入经入脉。”
“我的血？”
“对。”郑老说，“你是她女儿，血脉相连。你的血，就是最好的药引。”
红梅毫不犹豫：“我取！”
陈德海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
他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二、九死还魂汤
第二天一早，郑老就带着红梅去抓药。
他们去了一个很大的中药铺，叫“同仁堂”。铺子很大，有三间门面，高高的柜台上摆满了药匣子，每个匣子上都贴着药名。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药香。
郑老递上方子，掌柜的看了，脸色一变：“郑老，这方子……”
“照方抓药。”郑老说。
“可是这几味药……”掌柜的压低声音，“都是虎狼之药，用不好要出人命的。”
“我知道。”郑老说，“病人已经命悬一线，只能以毒攻毒。”
掌柜的叹了口气，开始抓药。
一共九味药：生附子，生川乌，生草乌，生半夏，生南星，生马钱子，生斑蝥，生甘遂，生大戟。
每一味，都是剧毒。
红梅看着那些黑乎乎、灰扑扑的药材，心里直打鼓。
抓完药，郑老又买了一个药罐子，一个小火炉。
回到四合院，郑老开始熬药。
“这药，要熬十二个时辰。”他说，“火候要稳，不能大也不能小。要不停地搅，不能停。红梅，你来看火。”
红梅点点头，坐在小火炉前。
郑老把药材放进药罐，加了水，点上火。
“记住，”他说，“每半个时辰搅一次。夜里也不能停。”
“我记住了。”
陈德海走过来：“红梅，你去歇会儿，我看着。”
“不用。”红梅摇头，“我要自己看。”
她知道，这是救母亲的药，她要亲自看着。
火苗跳跃，药罐里的水渐渐滚开，冒出白色的蒸汽。药味很浓，很苦，还带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红梅盯着火苗，眼睛都不敢眨。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中午，建国买了几个馒头回来，红梅吃了几口，继续看火。
下午，陈德海让她去睡会儿，她不肯。
晚上，郑老来看了一次，看了看药色，点点头：“熬得不错。”
夜深了，院子里很静。只有药罐里咕嘟咕嘟的声音，还有红梅偶尔搅动的声音。
她累了，困了，但不敢睡。
她想起母亲的样子——年轻时的，生病前的，生病后的。
想起母亲为她做的一切——省下口粮给她吃，熬夜给她补衣服，生病时守在她床边……
现在，轮到她守母亲了。
她一定要把药熬好，一定要救母亲。
凌晨四点，药终于熬好了。
郑老起来看，药汁浓黑如墨，气味刺鼻。
“好了。”他说，“晾一会儿，等温度合适了，就喂你娘喝。”
红梅用勺子舀了一点，尝了尝。
苦，极苦，还带着一股怪味。
但她毫不犹豫：“现在就喂。”
三、第一服药
天快亮的时候，红梅开始给母亲喂药。
她用勺子舀了一小勺，吹凉了，撬开母亲的嘴，一点一点喂进去。
药很苦，母亲在昏迷中皱起了眉头，本能地想吐出来。
“娘，咽下去……”红梅小声说，“咽下去，病就好了……”
她耐心地，一勺一勺地喂。
喂了小半碗，母亲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然后“哇”地一声，把药全吐了出来。
吐出来的药是黑色的，还带着血丝。
红梅的心一沉。
“别急。”郑老说，“第一次喂，吐出来正常。歇一会儿，再喂。”
红梅擦干净母亲的嘴，等了半个时辰，又喂。
这次，母亲没吐。
一碗药，喂了整整一个时辰。
喂完了，红梅累得浑身是汗。
“现在等。”郑老说，“药效发作，要两三个时辰。”
红梅守在炕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母亲。
时间过得很慢。
一个时辰过去了，母亲没反应。
两个时辰过去了，母亲还是没反应。
红梅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难道药没用？
第三个时辰，母亲忽然动了。
她开始抽搐，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响。脸色由白转红，又由红转紫。额头滚烫，像烧红的炭。
“娘！娘！”红梅慌了。
“别慌。”郑老按住她，“这是药效发作了。去拿毛巾，沾冷水，敷额头。”
红梅赶紧去打水，拧毛巾，敷在母亲额头上。
毛巾很快变热，她又换一条。
母亲抽搐得更厉害了，开始呕吐。吐出来的都是黑水，腥臭难闻。
“拿盆接着。”郑老说，“吐出来好，毒排出来。”
红梅拿盆接着，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心如刀绞。
但她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
不经历痛苦，就没有生机。
吐了大概半个时辰，母亲渐渐平静下来，又陷入昏迷。
“让她睡。”郑老说，“今天就这样了。明天继续。”
红梅看着母亲苍白的脸，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第一天，过去了。
母亲还活着。
这就是希望。
四、日本人的再次出现
第三天，红梅去同仁堂抓第二副药。
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她脑子里还在想着母亲——昨天喝了药，今天早上精神好像好了一点，能睁开眼睛看人了。
这是一个好兆头。
她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抓完药，她提着药包往回走。路过一家书店时，她停下脚步。
书店的橱窗里摆着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中医入门》。她想起郑老说的，学医可以救人。如果她能学点医术，以后不仅自己能照顾家人，还能帮别人。
她走进书店，问店员：“这本书多少钱？”
“一块二。”店员说。
一块二，不便宜。但她还是买了。
拿着书和药，她走出书店，准备回去。
忽然，有人叫她的名字：“李红梅？”
声音有点怪，像外国人说的中国话。
红梅回头，愣住了。
站在她面前的，是那个日本代表团团长——花白的头发，金丝眼镜，温和的笑容。
“团……团长？”红梅不敢相信。
“是我。”团长笑了，“真巧，在北京遇到你。”
他身边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翻译，一个是中国人，穿着中山装，看起来像干部。
“您……您怎么在北京？”红梅问。
“我来北京访问。”团长说，“没想到会遇见你。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我给我娘抓药。”红梅小声说。
“你娘病了？”
“嗯。肺癌晚期。”
团长皱起眉头：“晚期肺癌？在这里治？”
“在中医那里治。”
团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李小姐，我在东京认识一位医生，是肺癌方面的专家。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联系，带你母亲去日本治疗。”
去日本？
红梅愣住了。
这是第二次了。
上次在省城，团长就邀请过她。
现在在北京，又提出来了。
“团长，”她问，“日本能治好吗？”
“不能保证。”团长实话实说，“但日本的医疗水平比中国先进。也许有办法，也许能延长生命，减轻痛苦。”
红梅心动了。
郑老的药，是“九死还魂”，十人用，九人死。
日本的西医，也许更安全，更有效。
但她想起郑老说的话：“西医叫肺癌晚期，治不了。中医叫‘肺痈’，还有一线生机。”
她相信郑老。
“谢谢您的好意。”她说，“但我已经在中医这里治了。我想试试。”
团长点点头：“我尊重你的选择。但如果你改变主意，随时可以找我。”
他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红梅：“这是我在北京的联络方式。在你母亲治疗期间，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我。”
红梅接过名片，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
“不用谢。”团长说，“你是个好厨师，也是个好女儿。希望你的母亲能好起来。”
他走了。
红梅站在原地，看着手里的名片，心里五味杂陈。
去日本，也许是个机会。
但她已经选择了中医，选择了郑老。
她不能回头。
五、第二服药
回到四合院，红梅开始熬第二服药。
步骤和上次一样，十二个时辰，不能停火，不能停搅。
这次，她心里更踏实了。因为母亲有了好转的迹象，说明药有效。
她一边看火，一边翻看那本《中医入门》。
书很厚，字很多，她很多看不懂。但她看得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陈德海走过来，看见她在看书，笑了：“想学医？”
“嗯。”红梅点头，“学了医，就能照顾娘，也能帮别人。”
“好志向。”陈德海坐下，“但学医不容易，要吃很多苦。”
“我不怕苦。”
陈德海看着她，眼神里有欣慰：“红梅，你长大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
红梅低下头：“都是您和郑老教得好。”
“不，”陈德海摇头，“是你自己争气。换了别人，遇到这么多事，早就垮了。可你，一直挺着，一直往前走。”
红梅的眼泪涌上来：“那是因为……因为我有您，有郑老，有那么多帮我的人……”
“那是因为你值得帮。”陈德海说，“红梅，记住，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贵人。但贵人为什么帮你？是因为你值得。你善良，你坚韧，你感恩。这些品质，比什么都重要。”
红梅用力点头：“我记住了。”
第二服药熬好了，比第一服更浓，更黑。
喂药的时候，母亲的反应比上次小了一些。只吐了一次，抽搐的时间也短了。
喂完药，母亲睡着了，呼吸平稳。
郑老来看，诊了脉，点点头：“脉象比前几天有力了。药有效。”
红梅的心终于落回肚子里。
有效。
母亲有救了。
六、艰难的抉择
第五天，红梅又去抓药。
这次，她在药店门口，又遇到了团长。
团长好像专门在等她。
“李小姐，我想跟你谈谈。”他说。
红梅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两人走到附近的一个公园，在长椅上坐下。
“李小姐，”团长说，“我这几天打听了一下。给你母亲看病的那位郑老先生，我听说过。他是北京有名的中医，确实治好过一些疑难杂症。”
红梅点点头。
“但是，”团长话锋一转，“肺癌晚期，用中医治疗，成功率很低。即使暂时好转，也可能很快复发。”
红梅的心一沉。
“我联系了东京的那位医生。”团长继续说，“他看了你母亲的病历（红梅把病历给团长看了），说虽然希望不大，但可以试试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成功率大概有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比郑老的“九死还魂”高一倍。
“去日本治疗，所有费用我来承担。”团长说，“包括你和你母亲的机票、住宿、医疗费。你只需要照顾你母亲，不用为钱发愁。”
红梅的心动了。
百分之三十的成功率。
免费治疗。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可是……”她犹豫，“郑老那边……”
“你可以告诉他实情。”团长说，“我相信他会理解。作为医生，最大的愿望是病人好起来。如果日本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他会支持的。”
红梅沉默了。
她知道，团长说得对。
如果日本真的有更好的方法，她应该去试试。
但她又想起郑老——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救她母亲，开了“九死还魂”这样的猛药。这几天，他每天来诊脉，调整方子，比她还上心。
她怎么能说走就走？
“团长，”她说，“我……我得跟我娘商量，还得跟郑老商量。”
“好。”团长点头，“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我离开北京。如果你想好了，来找我。”
他站起来，走了。
红梅坐在长椅上，看着手里的药包，心里乱成一团麻。
一边是郑老的中医，十人用，九人死，但已经初见效果。
一边是日本的西医，百分之三十的成功率，免费治疗。
她该怎么选？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这个选择，关系母亲的生死。
她不能错。
第二十章 生死抉择
一、四合院里的争论
红梅提着药包回到四合院时，手还在微微发抖。
郑老正在院子里打太极拳，看见她回来，收了势：“药抓回来了？”
“嗯。”红梅点头，但站着没动。
郑老看出她神色不对：“怎么了？”
“郑老，”红梅咬了咬嘴唇，“我刚才……遇到那个日本团长了。”
郑老的眉头微微一挑：“他又找你了？”
“他说……”红梅深吸一口气，“他说可以联系东京的医院，用新的方法给我娘治病。成功率百分之三十，所有费用他承担。”
她一口气说完，然后低下头，不敢看郑老的眼睛。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枣树枝在风中轻轻摇晃的声音。
许久，郑老缓缓开口：“你怎么想？”
“我……我不知道。”红梅的声音带着哭腔，“郑老，您的药有效，我娘这两天好多了。可是……可是团长说，西医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他说得对。”郑老的声音很平静。
红梅惊讶地抬起头。
“西医在治疗癌症方面，确实比中医先进。”郑老走到石凳边坐下，“尤其是日本，他们的医疗技术在世界前列。如果是我，也会建议你去试试。”
“可是您的药……”
“我的药，是‘九死还魂’。”郑老说，“名字你听过了，十人用，九人死。你娘能熬过前五天，已经是奇迹。但接下来会怎样？我不知道。也许能好，也许明天就……”
他没说完，但红梅懂了。
“中医治病，讲究缘分。”郑老继续说，“你娘和我有缘，所以我能治。但如果有更好的缘分，为什么不试试？”
红梅的眼泪涌上来：“郑老，您不怪我？”
“怪你什么？”郑老笑了，“怪你想救你娘？红梅，我是个大夫，最大的愿望是病人好起来。如果你娘能在日本治好，我高兴还来不及。”
正说着，陈德海从屋里出来了。
他刚才在屋里照顾李母，听见了外面的对话，脸色很不好看。
“郑老，您真让她带她娘去日本？”陈德海的语气很冲。
“如果日本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为什么不去？”郑老反问。
“可是您的药已经见效了！”陈德海指着屋里，“红梅她娘这几天精神好多了，能吃饭了，能说话了！这时候换治疗，不是前功尽弃吗？”
“德海，”郑老叹了口气，“你也是做了一辈子饭的人，应该知道，治病和做饭一样，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合适不合适。我的药合适，所以见效。但如果日本的方法更合适，为什么不适适？”
陈德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向红梅：“红梅，你自己怎么想？”
红梅看着陈德海，又看看郑老，眼泪掉下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想让我娘好起来……”
陈德海的心软了。
他走过来，拍拍红梅的肩：“红梅，我不是反对你去日本。我是担心，路途遥远，你娘的身体撑不住。而且，日本人生地不熟，万一……”
他没说完，但红梅明白。
万一治不好，死在日本，连魂都回不了家。
这是中国人最忌讳的。
“陈先生，”红梅擦干眼泪，“我想……想跟我娘商量。”
“对。”郑老点头，“病人自己的意愿最重要。你去问问你娘。”
二、母亲的清醒
下午，李母醒了。
这几天，她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精神也越来越好。今天甚至能坐起来，靠着枕头，跟红梅说几句话。
“梅啊，”她声音很弱，但很清晰，“我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说话。”
红梅的心一紧：“娘，您听见了？”
“听见一点。”李母说，“那个日本人……又要带你去日本？”
“不是带我去，”红梅赶紧解释，“是带您去。他说日本有更好的医院，能治您的病。”
李母沉默了，看着窗外。
窗外是四合院的天空，不大，但很蓝。一只麻雀落在枣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
“梅啊，”许久，李母缓缓开口，“娘不去了。”
“娘！”红梅急了，“团长说，成功率有百分之三十，比郑老的药高……”
“娘知道。”李母打断她，“可是梅啊，娘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中国。日本……太远了，娘怕去了，就回不来了。”
“可是……”
“没有可是。”李母握住女儿的手，“娘这几天，喝了郑老的药，感觉好多了。娘相信郑老，相信中医。日本再好，那是别人的地方，别人的办法。娘就在这儿，陪着郑老，陪着你。”
她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红梅的眼泪掉下来：“娘，您别这么说……您一定能好……”
“娘知道。”李母笑了，笑容很淡，但很温暖，“娘这几天，想明白了很多事。人这一辈子，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娘能活到四十五岁，能生下你们四个，能看见你开起来，已经知足了。”
“娘！”
“听娘说完。”李母说，“娘要是走了，你别难过。把店开好，把建国他们带大，找个好人家嫁了。娘在天上看着你，保佑你。”
红梅哭得说不出话，只能用力点头。
“还有，”李母看向门口，“陈先生在吗？”
陈德海走进来：“李大姐，我在。”
“陈先生，”李母看着他，“红梅这孩子，命苦，但心善。我走了，她就拜托您了。您多教教她，多帮帮她。”
陈德海的眼圈也红了：“李大姐，您放心。红梅是我徒弟，我一定照顾好她。”
“好……好……”李母点点头，又闭上眼睛，“娘累了，想睡会儿。”
红梅给母亲盖好被子，看着她苍白的脸，心如刀绞。
母亲做了选择。
她不去日本。
她要留在这里，留在中国，留在她熟悉的地方。
红梅尊重母亲的选择。
但她心里，还是有一丝不甘。
万一日本真的能治好呢？
万一……
没有万一了。
母亲已经决定了。
三、郑老的诊断
傍晚，郑老来诊脉。
他诊得很仔细，诊了左手，又诊右手。诊完后，他沉默了很久。
“郑老，”红梅小心翼翼地问，“我娘怎么样？”
郑老没直接回答，而是说：“红梅，去把陈师傅也叫来。”
红梅心里一沉，赶紧去叫陈德海。
两人来到屋里，郑老看着他们，缓缓开口：“李大姐的脉象，今天有些变化。”
“什么变化？”陈德海问。
“上午还好，平稳有力。但刚才诊，脉象忽然变得浮而无力，时有时无。”郑老说，“这是毒邪入心的征兆。”
“毒邪入心？”红梅不懂。
“简单说，就是毒性太强，身体扛不住了。”郑老解释，“‘九死还魂’的药力，前五天是在排毒，激活生机。但如果病人身体太弱，扛不住药力，毒就可能反噬，攻入心脏。”
红梅的脸一下子白了：“那……那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郑老说，“用更强的药，把毒逼出来。但这很危险，可能……”
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
可能，会加速死亡。
“郑老，”陈德海问，“如果不治呢？”
“不治，毒入心脏，最多撑到明天早上。”郑老说，“治，也许能活，也许今晚就……”
又是选择。
又是生死抉择。
红梅看着炕上的母亲，母亲睡得很沉，呼吸很轻，像随时会断掉。
她该怎么办？
治，可能加速死亡。
不治，肯定活不到明天。
“郑老，”她擦干眼泪，“治。我娘说了，她相信您，相信中医。我也相信您。”
郑老看着她，眼神复杂：“红梅，你要想清楚。这次用的药，比‘九死还魂’更猛。你娘的身体，可能扛不住。”
“我想清楚了。”红梅说，“治，还有一线希望。不治，一点希望都没有。”
郑老点点头：“好。我现在去配药。你们守着。”
他转身出去了。
陈德海拍拍红梅的肩：“红梅，你做得对。不管结果怎样，咱们尽力了。”
红梅用力点头。
她走到炕边，握住母亲的手。
娘，您一定要挺住。
女儿在等您。
四、最后一搏
郑老配好药，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这次的药更黑，更浓，气味更刺鼻。
“这药叫‘还魂散’。”郑老说，“比‘九死还魂汤’更猛。喂下去后，你娘可能会有剧烈的反应——高烧、抽搐、呕吐、昏迷。如果她能扛过去，毒就能排出来。如果扛不过去……”
他没说完，但红梅懂。
她接过药碗，手在抖，但很稳。
她舀起一勺药，吹凉了，撬开母亲的嘴，一点一点喂进去。
药很苦，母亲在昏迷中皱紧了眉头，本能地想吐出来。
“娘，咽下去……”红梅小声说，“咽下去，就好了……”
她耐心地，一勺一勺地喂。
喂了半碗，母亲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然后开始呕吐。
吐出来的都是黑水，腥臭难闻。
“继续喂。”郑老说，“吐出来是好事，毒在往外排。”
红梅继续喂。
喂到三分之二碗时，母亲开始抽搐。
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响。脸色由白转红，又由红转青。额头滚烫，像烧红的炭。
“拿毛巾，沾冷水敷。”郑老说。
红梅赶紧去打水，拧毛巾，敷在母亲额头上。
毛巾很快变热，她又换一条。
母亲抽搐得更厉害了，开始说胡话。
“大山……大山……”她叫着父亲的名字，“等等我……等等我……”
红梅的眼泪掉下来：“娘，爹在等您，您要好好的……”
“红梅……红梅……”母亲又叫她的名字，“娘对不住你……让你受苦了……”
“娘，我不苦……”红梅哭着说，“您别说了，省点力气……”
“建国……建军……秀兰……”母亲挨个叫着孩子们的名字，“好好念书……听姐姐的话……”
她像是在交代后事。
红梅的心像被撕碎了一样。
抽搐持续了大概一个时辰，母亲渐渐平静下来，陷入深度昏迷。
呼吸很弱，几乎感觉不到。
“让她睡。”郑老说，“现在只能等。如果天亮前能醒，就有希望。如果醒不来……”
他没说完，但红梅懂。
她坐在炕边，握着母亲的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母亲的脸。
时间过得很慢。
每一分，每一秒，都像刀子在割她的心。
陈德海和郑老也守在旁边，没人说话。
屋子里很静，只有煤炉里煤块燃烧的噼啪声，还有红梅压抑的抽泣声。
夜，深了。
五、最后的陪伴
凌晨两点，母亲还没醒。
呼吸越来越弱，脸色越来越白。
红梅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她知道，母亲可能挺不过去了。
她想起小时候的事——母亲给她梳头，给她补衣服，下雨天背她去上学。想起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撑起这个家，累得直不起腰，还在对他们笑。想起自己开店后，母亲坐在炕上，看着她忙进忙出，眼神里全是骄傲……
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闪过。
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娘，”她小声说，“您还记得吗？我六岁那年，生病发烧，您整夜整夜地守着我，给我擦身子，喂我喝水。现在我守着您，您也要挺住啊……”
“娘，我开起来了，生意很好。等您好了，我带您去店里看看，您还没见过新店呢……”
“娘，建国说他想学厨，跟我一样。建军说他想当老师，秀兰说她想当医生。您要看着他们长大，看着他们有出息……”
她不停地说，说小时候的事，说现在的事，说将来的事。
她希望母亲能听见，希望母亲能为了他们，再坚持一下。
凌晨四点，母亲的眼皮动了动。
红梅的心猛地一跳：“娘？”
母亲的眼睛缓缓睁开，眼神涣散，但很清醒。
“梅啊……”她微弱地说。
“娘！您醒了！”红梅惊喜地喊。
郑老赶紧过来诊脉，诊了一会儿，眉头紧皱。
“郑老，我娘怎么样？”红梅问。
郑老没说话，只是摇摇头。
红梅的心沉到了谷底。
“梅啊，”母亲说，“娘……娘要走了。”
“娘，您别胡说……”红梅的眼泪哗啦啦地流。
“娘知道。”母亲笑了，笑容很淡，但很安详，“娘刚才……梦见你爹了。他说，他在那边等我，等我好久了。”
“娘……”
“别哭。”母亲说，“娘这辈子，苦过，累过，但也值了。有你们四个，娘值了。”
她喘了口气，继续说：“梅啊，娘走了，你别难过。把店开好，把弟妹带大。娘在天上看着你，保佑你。”
“娘，您别走……”红梅哭着说，“我还没好好孝顺您，您还没过上好日子……”
“娘现在……就是好日子。”母亲说，“有你在，有陈先生在，有郑老在，娘知足了。”
她又看向陈德海：“陈先生，红梅……就拜托您了。”
陈德海用力点头：“李大姐，您放心。”
母亲又看向郑老：“郑老，谢谢您……您救了娘这么多天，娘谢谢您……”
郑老的眼圈也红了：“李大姐，是我医术不精，没能救您……”
“不……”母亲摇头，“您已经尽力了……娘谢谢您……”
她的声音越来越弱，眼睛渐渐闭上。
“娘！娘！”红梅大喊。
母亲的眼睛又睁开一条缝：“梅啊……记住娘的话……好好活……好好过……”
说完，她闭上了眼睛。
呼吸，停了。
屋子里一片死寂。
红梅呆呆地看着母亲，不敢相信。
母亲走了。
真的走了。
她握着母亲的手，手还温热，但已经没了脉搏。
“娘——”她终于喊出来，声音凄厉，像受伤的野兽。
她趴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
哭声在四合院里回荡，撕心裂肺。
陈德海和郑老站在旁边，默默流泪。
建国、建军、秀兰也被吵醒了，跑进来，看见母亲的样子，都哭了。
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窗外，天渐渐亮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但红梅的世界，从此没了母亲。
六、送别
母亲的葬礼很简单。
郑老帮忙联系了火葬场，在那个年代，火葬还不多见，但郑老说，这样干净，方便。
红梅给母亲换上了最好的衣服——那件蓝布衫，母亲一直舍不得穿。又给母亲梳了头，梳得很整齐。
火化前，红梅把母亲最喜欢的一枚顶针放进她手里：“娘，您到了那边，要是还想做针线，就用这个。”
她又放了一小袋面粉：“娘，您到了那边，想吃什么就自己做。别省着。”
陈德海放了一把菜刀——是红梅常用的那把，陈德海送的那把。
“李大姐，”他说，“红梅用这把刀，做出了最好的面。您带着，到了那边，也能尝尝女儿的手艺。”
郑老放了一本医书：“李大姐，这本书送您。到了那边，要是无聊，就看看书。”
火化后，红梅把母亲的骨灰装在一个小坛子里。
她不想把母亲葬在北京，母亲说过，她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中国。但她的家不在北京，在李家沟。
她要带母亲回家。
“红梅，”陈德海说，“我跟你一起回去。送你娘最后一程。”
“我也去。”郑老说，“我还没去过西北，正好去看看。”
红梅感激地看着他们：“谢谢……谢谢你们……”
一行人坐火车回西北。
路上，红梅抱着母亲的骨灰坛，一言不发。
她想起这趟北京之行——怀着希望来，带着绝望回。
她想起母亲最后的话：好好活，好好过。
她会的。
她一定会好好活，好好过。
为了母亲，为了弟妹，也为了自己。
火车在三天后到达县城。
马队长来接他们，看见红梅怀里的骨灰坛，什么都明白了。
“红梅……”他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
“马队长，”红梅说，“我想把娘葬在爹旁边。”
“好。”马队长点头，“我去安排。”
回到李家沟，村里很多人都来了。
刘翠花也来了，眼睛红肿，拉着红梅的手：“红梅，婶以前……对不住你……”
红梅摇摇头：“翠花婶，都过去了。”
她不想恨任何人。
母亲走了，她只想让母亲安息。
葬礼很简单，就在李家的祖坟。
红梅把母亲的骨灰坛葬在父亲旁边，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
慈母李王氏之墓
女红梅、子建国、建军、秀兰敬立
一九七六年冬
葬礼结束后，红梅站在坟前，久久不动。
陈德海走过来：“红梅，该回去了。”
红梅点点头，最后看了一眼墓碑：“娘，我走了。我会常来看您。”
她转身，往家走。
脚步很沉，但很稳。
她知道，从今天开始，她要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了。
但她也知道，她不是一个人。
她有陈先生，有郑老，有马队长，有那么多帮她的人。
她还有母亲在天上看着，保佑着她。
她会好好活，好好过。
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