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安把绸缎庄的账本搬出来的时候,表情像是在搬自己的棺材板。
“你看这个做什么?”他问。
“算账。”
沈听澜没说谎。她在现代虽然成绩中等,但数学不算差,至少比民国十七岁的女学生强。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周福生没有的东西——她知道什么叫“借贷记账法”,什么叫“现金流”,什么叫“账实不符”。
这些词民国当然也有,但沈伯安听不懂。
她花了整整一天一夜把三年来所有的账本翻了一遍。越翻心越凉。绸缎庄的账面上一塌糊涂,进货出货对不上,应收账款有一半是死账,存货数量跟账面差了将近三成。更要命的是,所有这些窟窿都指向同一个人——账房老陈。
老陈是沈伯安的同乡,在沈家做了七年账房。沈伯安把他当自家人,账本钥匙都交给他管。
沈听澜摸着一本民国十四年的老账本,“看”到了画面:老陈半夜独自在账房里改账,把进货的数字往上加,出货的数字往下减,差价装进自己的腰包。七年下来,少说吞了绸缎庄两千大洋。
两千大洋。
在这个年代,一个普通女工一个月的工钱不过几块大洋。
她没有声张。
第二天一早,她让阿珍去找老陈,说小姐要核对一笔去年的账目。老陈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手里还端着一碗刚熬好的银耳羹:“小姐大病初愈,怎么不多歇着?这些账目的事,有我呢。”
沈听澜接过银耳羹,喝了一口,很甜。
“陈叔,”她放下碗,“去年三月进的那批湖州绸,进价是多少?”
老陈不慌不忙:“大洋三角二分一尺。”
“账上记的是三角五。”
老陈的笑容纹丝不动:“是吗?可能是记错了,我回头改了就是。”
“前年十一月那批苏州缎,账上记了三百尺,库里只剩八十尺。卖掉的两百二十尺,银钱没入账。”
老陈的笑容终于裂了一条缝。
“还有今年正月,周福生钱庄那笔借款,账上记了五百大洋,实收四百八。少了的二十大洋,去哪儿了?”
屋子里安静极了。
老陈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褪干净,像墙上剥落的漆皮。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小姐,你大病一场,大约是糊涂了。这些账都是沈老板过了目的。”
沈听澜没有反驳。
她只是把一本新账本推过去。
那是她昨晚重新做的账。用现代会计的方法,把三年来所有进出的货物、银钱、借贷一笔一笔重新梳理过。进出不符的地方用朱笔圈出来,每笔差额后面都注明了日期和经手人。
一共三十二处。
老陈盯着那本账,脸色从白变青,从青变灰。
“我没有告诉爹。”沈听澜说,“因为告诉我爹,他要么不信,要么信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去报官?官府第一个查的是沈家的账。去跟周福生说?周福生巴不得沈家垮掉,他好把绸缎庄和人都收走。”
老陈的手开始发抖。
“所以我来跟你说。”她把账本合上,“两千大洋,七年。我可以不追究,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从今天起,账房的钥匙归我管。你继续做你的账房,工钱照发,但经手的每一笔账都要过我目。”她看着老陈的眼睛,“另外,这两千大洋你要还。不是一次还清,每个月从你工钱里扣三成,扣满十年为止。你欠沈家的,你自己还。”
老陈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
“你答不答应?”
老陈的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低下了头。
那天晚上,沈伯安发现账房的钥匙到了女儿手里。他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坐在院子里抽了很久的旱烟。烟头的红光明灭不定,照着他脸上的皱纹。
沈听澜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爹。”
“嗯。”
“以后绸缎庄的事,我来管。”
沈伯安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身来。
“你娘年轻的时候,也像你一样。”他说。
这是沈听澜穿越以来,第一次听到父亲提起母亲的从前。
她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1927年的上海,还能看见星星。没有雾霾,没有霓虹灯,夜空干净得像一块深蓝色的绸缎。黄浦江的方向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低沉,像是什么人在夜里叹了一口气。
她想起老陈交出来的那串钥匙,现在还挂在她腰间,沉甸甸的。她又想起周福生还没送来的退婚书,想起那本毛边纸日记本上的最后一行字,想起自己在21世纪的房间里贴满的海报、写了一半的历史同人文、跟父母吵架后摔上的房门。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
但她知道,在回去之前,她得先在这里活下去。
而且不是像原身那样,把自己活成一行卒年不详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