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一份刊物,比沈听澜想象的要难十倍。
首先是钱。她算了一笔账:印五百份三十二开的小册子,纸张加印刷费大约需要三十块大洋。再加上请人画封面、刻蜡版、装订,总共下来至少要五十块。这还不算约稿的稿费——虽然她打算大部分内容自己写,但总得有几篇撑场面的文章。
绸缎庄上个月的盈利是四十二块大洋。
她把算盘一推,盯着账本发了很久的呆。
阿珍端了茶进来,见她愁眉不展,小声问:“小姐,是不是钱不够?”
“够。”沈听澜说,“够印一期。第二期就不知道了。”
她最后从绸缎庄的账上支了三十块,又从自己攒的私房钱里拿出二十块。沈伯安知道以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第二天早上在饭桌上多放了一个布包。沈听澜打开一看,里面是二十块大洋,用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包着,布角上还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
那是母亲的绣工。
她没说什么感激的话,只是把布包收好。沈伯安也没说什么,低头喝粥。
父女俩之间有些话,从来不用说出来。
钱的问题暂时解决了,接下来是内容。
沈听澜把自己关在房里整整三天,写完了创刊号三分之二的稿子。她写“识字课”——第一课教十个最简单的汉字:天、地、人、日、月、水、火、男、女、家。每个字旁边配上注音符号,再画上简单的图示。她写“算账入门”——从认识数字开始,到怎么看懂一张借条。她写“问答信箱”——没有人来信,她就自己编几个常见的问题自己答。
她还写了一篇卷首语。
标题是《一寸一寸地,先把自己站直》。
“这本小册子是写给谁的?写给那些和我一样的女子。”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小被教会的唯一本领就是顺从。顺从父母,顺从丈夫,顺从命运。我们被告知,女子的本分是相夫教子,女子的美德是温良恭俭。没有人教过我们,如果命运递过来的是一杯苦酒,除了喝下去,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我想告诉你,有的。”
“你不必一步登天。不必明天就去读书、去工作、去和整个世界对抗。你可以先学一个字,先算清一笔账,先看懂一张借条上写着什么。你可以在顺从了二十年之后,第一次对命运说一声——‘等一等’。”
“一寸一寸地,先把自己站直。”
她写完之后把笔放下,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因为累,是因为这些话她不是写给民国女子的。她也是写给自己的。写给那个在21世纪染着蓝色头发、跟父母吵架、在历史同人文里写满不甘心、却从来不敢把那些话说出口的沈听澜。
她穿越了九十三年的时光,才终于学会了说实话。
创刊号的封面是她自己画的。她不会国画,就用钢笔勾了一幅简单的线条画:一个女子的背影,赤着脚站在江边,江水漫过脚踝。女子的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但她的脊背是直的。
画的下方印着四个字:女子新声。
下面一行小字:民国十六年十月创刊号。定价五分。
印刷是托阿珍的表哥找的一家小印刷所,在虹口的一条巷子里。老板姓顾,四十来岁,一条腿有点跛,据说是在辛亥年的战事里伤的。他看了沈听澜带来的稿子,沉默了很久。
“姑娘,”他最后说,“这东西印出来,不一定有人买。”
“我知道。”
“可能还会惹麻烦。”
“我也知道。”
顾老板看了她一眼,忽然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揉皱又展开的纸。“行,”他说,“我帮你印。第一期我收你成本价,二十五块。”
“为什么?”
“因为我也想知道,”顾老板说,“这本小册子能活多久。”
十月十五日,《女子新声》创刊号印出来了。
五百册薄薄的册子,摞在沈家的堂屋里,散发着新鲜的油墨味。沈听澜拿起一本翻了翻,纸张比她想象的要好,印刷也清楚。封面上的女子站在江水里,脊背挺得笔直。
她忽然想哭。
不是为了这五百册小册子。是为了原身,为了那个在日记本最后一页写下“无人记得的名字,终将被江水带走”的女孩。她的名字现在印在五百册小册子的封面上,虽然不是全名,只是一个“澜”字。
但至少有人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