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贝贝五岁那年，她爸爸就出国了。
朱贝贝对父亲的记忆只有两个模糊的画面——一个是他坐在门槛上抽烟的背影，烟雾缭绕中那个沉默的、模糊的轮廓；另一个是他跟妈妈吵架时摔碎的那个碗，白底蓝花的，摔在地上碎成了七八片，妈妈蹲在地上捡碎片的时候割破了手指，血一滴一滴地掉在碎瓷片上。
妈妈叫李秀兰，是个矮矮瘦瘦的女人，长得不算好看，但眉眼之间有一种倔强的、不肯认输的劲儿。这一点，朱贝贝遗传了她。
李秀兰在服装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踩缝纫机，一个月二千块。厂里管一顿午饭，不管晚饭和住宿。她在厂子附近租了一间房，月租三百五，是那种老式的平房，墙皮剥落，地面是水泥的，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一块，用硬纸板糊着，风一吹就呼啦呼啦地响。
朱贝贝就是在那间屋子里长大的。
小学离出租屋很远，走路要四十分钟。李秀兰每天早上六点就要去厂里上班，没空送她，所以朱贝贝从六岁开始就一个人走那条路。冬天的时候天还没亮，她就背着那个破旧的书包，一个人走在空旷的街道上，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瘦，像一根细细的竹竿。
她没有校服。学校要求穿校服，但一套要一百二十块钱，李秀兰拿不出来。朱贝贝去找班主任说明了情况，班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王，烫着卷发，涂着红嘴唇，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推眼镜。王老师听了朱贝贝的话，皱了皱眉，说：“那你先穿着白衬衫吧，我跟学校说说。”
于是朱贝贝就成了全班唯一一个不穿校服的学生。
那件白衬衫是她妈妈在夜市买的，十五块钱两件，纯白色的，没有任何装饰。朱贝贝每周洗一次，用手搓，搓完了晾在门前的绳子上，干了之后再穿。洗的次数多了，白色变成了灰白色，领口和袖口磨出了毛边，像一件穿了很多年的旧衣服。
同学们很快就注意到了她的不同。小孩子是最敏感的，他们能在一群人中精准地找出那个最弱的、最与众不同的，然后开始攻击。
起初只是嘲笑。“你们看她的衣服，好旧啊。”“她怎么不穿校服？是不是家里没钱买？”“听说她爸跑了，她妈一个人在服装厂上班，好可怜哦。”
朱贝贝听着这些话，咬着嘴唇，不说话。她学会了把自己缩起来，缩得越小越好，越小就越不容易被注意到。她上课不举手发言，下课不跟同学玩，中午一个人在教室的角落里吃午饭——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和咸菜，馒头有时候是凉的，硬邦邦的，她就着白开水一口一口地咽下去。
她以为只要自己够安静，够不起眼，就不会有人来找她的麻烦。
但她错了。
赵一鸣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注意到她的。
赵一鸣比她大三岁，上六年级，是那条街上有名的“小霸王”。他爸是个包工头，在那个小地方算是有钱人，家里住着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开着黑色的桑塔纳。赵一鸣从小要什么有什么，零花钱比老师的工资还多，养成了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的性格。
他欺负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可以。
赵一鸣第一次找上朱贝贝，是在学校后面的那条巷子里。那天下午放学，朱贝贝像往常一样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低着头，走得很快，想尽快穿过那条巷子。赵一鸣带着三四个人从对面走过来，看到她，忽然停了下来。
“哎，你就是那个没爸的？”
朱贝贝的脚步顿了一下，没有抬头，想从旁边绕过去。赵一鸣往左跨了一步，挡住了她的路。
“问你话呢，你就是那个没爸的？”他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种戏谑的、猫捉老鼠的味道。
朱贝贝抬起头，看着面前这个高高壮壮的男孩。他穿着干干净净的校服，脚上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手腕上戴着一块电子表，看起来什么都不缺。可他就是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了欺负别人的乐趣。
“让开。”朱贝贝说。声音不大，但很稳。
赵一鸣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哟，还挺横。”他伸手推了一下朱贝贝的肩膀，力道不大，但足够让她退了两步。“我就挡着，怎么了？”
朱贝贝咬了咬嘴唇，盯着他看了两秒钟，然后转身往回走。她不想惹事，她知道惹不起。
“跑什么跑！”赵一鸣在后面喊了一声，然后那几个人就追了上来，把她围在了中间。
那是第一次。赵一鸣抢走了她的书包，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铅笔、橡皮、作业本散了一地。他用脚踩了几下那些作业本，然后把空书包扔回给朱贝贝，带着人大笑着走了。
朱贝贝蹲在地上，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捡起来。作业本被踩得皱皱巴巴的，有几页已经破了。她把它们压平，摞好，放回书包里。她没有哭。她告诉自己不许哭，哭了就输了。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只是一个开始。
赵一鸣像是发现了新玩具一样，开始频繁地找她的麻烦。今天抢她的铅笔，明天撕她的本子，后天把她堵在厕所里不让她出来。他的花样很多，每一样都是为了看她难堪、看她哭、看她求饶。
但朱贝贝很少哭。她咬着嘴唇，把嘴唇咬破了，血渗出来，咸咸的，她就着口水咽下去。她瞪着眼睛看着赵一鸣，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愤怒和不甘。那种眼神让赵一鸣很不舒服，所以他就加倍地欺负她，想让她屈服。
朱贝贝从来没有跟妈妈说过这些事。她知道妈妈已经很累了，每天在服装厂踩十二个小时的缝纫机，回到家还要给她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妈妈的手指上全是针眼，肩膀和脖子经常疼得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叹气。朱贝贝不想给妈妈增加任何负担，所以她选择沉默。
她也没跟老师说。不是没想过，是她知道没用。王老师是个好人，但她管不了赵一鸣。赵一鸣的爸爸给学校捐过钱，跟校长称兄道弟的，老师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朱贝贝就算说了，也不过是换来一句“我会找他谈谈”，然后第二天赵一鸣变本加厉地报复她。
所以她学会了忍。
忍到小学毕业，忍到离开这所学校，忍到总有一天她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去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四年级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朱贝贝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地上积了厚厚一层。朱贝贝穿着那双已经磨破了底的运动鞋走在雪地里，脚趾头冻得发紫。她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赵一鸣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脚踢在她的小腿上，把她踢倒在雪地里。雪灌进她的鞋子里、领口里，冷得像刀子割肉。
她趴在雪地里，挣扎着想站起来，赵一鸣的脚踩在她背上，把她又踩了回去。
“你不是挺倔的吗？”赵一鸣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你再倔一个给我看看？”
朱贝贝趴在地上，脸埋在雪里，雪贴着她的皮肤，冰得发疼。她没有说话，也没有求饶。她用双手撑着地面，一点一点地用力，想要把自己撑起来。赵一鸣感觉到她在用力，脚下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把她压得更低了。
“你起不来的。”赵一鸣说。
朱贝贝没理他。她把手指插进雪下面的泥土里，指甲缝里全是泥，她咬着牙，一点一点地往上撑。她的胳膊在发抖，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发抖，但她没有停下来。
赵一鸣忽然觉得没意思了。他把脚从朱贝贝背上移开，转身走了。走出几步，他又回过头来，看着那个从雪地里慢慢爬起来的女孩，说了一句让朱贝贝记了很多年的话。
“朱贝贝，你这辈子就这样了。你就是个窝囊废，你永远都翻不了身。”
朱贝贝站在雪地里，浑身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但她站得直直的。她看着赵一鸣远去的背影，把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了心里。
我不是窝囊废。
我会翻身的。
你等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