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四十三分，闻歌的工作室。
这间屋子不在任何一栋写字楼里，藏在老城区一处改建过的冷库地下室。恒温十六度，湿度百分之六十五，空调外机的嗡嗡声二十四小时不停。三面墙挂满了人体肌肉解剖图，第四面墙是一整排工具架——手术刀、骨锯、硅胶探针、微型内窥镜，分门别类插在消毒槽里。
王建国的尸体躺在不锈钢工作台上。
闻歌已经在这张台子前站了四个小时。她没穿白大褂，一件黑色长袖套头衫，袖子卷到肘部，乳胶手套换到了第三副。
尸体修复，是她的本行。
但今晚做的不是修复。
她右手捏着一根零点三毫米的银针探入死者右侧腋下皮肤，左手举着一个便携式紫外放大镜。针尖沿着肌纤维走向缓慢推进，每进一毫米，她就停下来，换个角度观察。
胸大肌边缘，有一处肌纤维断裂。
不是坠落造成的。
坠落伤的肌肉撕裂有规律——沿重力方向，呈纵向扩展，出血点集中在一个平面上。但这处断裂是横向的，力的方向从外侧向内侧，挤压痕迹。
她绕到尸体左侧，在左肩同样的位置下针。三分钟后，找到了第二处。
左侧的挤压方向和右侧相反。
两股力，一左一右，不对称。
闻歌摘下放大镜，在工作台旁边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受力图。两个箭头从两侧指向尸体躯干中心，角度不同，力度不同。左侧偏上方三十度，右侧接近水平。
这意味着施力的人身高不一样。
至少两个人。
她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正准备记录更细的数据，门上的电子锁发出一声异响。
不是开锁的声音。是有人在外面试密码。
闻歌没抬头。
试了三次，错了三次。第四次，门锁发出一声短促的蜂鸣——防撬警报触发了。
然后是一脚。
门没踹开。这扇门是她自己换的，钢芯复合板，普通人踹十脚也没用。
第二脚。
第三脚。
闻歌走过去，从门内侧的监控屏上看了一眼。走廊里站着江灼，皮夹克，没戴手套，右手攥着一份文件。脸色很差。
她按下对讲：“门往左推。”
外面安静了两秒。
门开了。
江灼进来的时候先闻到了福尔马林和另一种她自配的防腐试剂混合的气味，眉头皱了一下但没说什么。他的目光越过闻歌，落在工作台上。
“尸体怎么在你这儿？”
“你们法医室冷柜的温度控制有问题，零下十二度的设定实际运行在零下八度。”闻歌回到工作台旁边，“这具尸体右脚小趾的坏死斑还在扩展，温度不够低，组织降解会加速，等你们慢悠悠排完班再来看，那个针孔周围的样本就全毁了。”
“谁批准你把尸体转移的？”
“殡仪馆的冷藏运输车，凌晨零点二十分从你们法医室后门接走的。签字的人叫孙磊，法医助理，值夜班，我给了他两条中华。”
江灼的嘴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闻歌笔记本上那张受力图。
“这什么？”
“你过来看。”
闻歌没解释那张图，而是把紫外放大镜递给他，引导他看王建国右侧腋下的肌纤维断裂处。
江灼弯腰看了十几秒。
“挤压伤？”
“横向的。坠楼不会产生这个方向的力。再看左边。”
江灼转到尸体另一侧，又看了十几秒。他直起身，没说话，目光在两侧肩部之间来回扫了两遍。
“两个人架着他。”江灼说。
“至少两个。左边那个比右边高，或者站在了更高的位置。”闻歌指了指笔记本上的角度标注，“受力方向差了三十度，不是同一个人换了个姿势能解释的。”
江灼将手里那份文件拍在工作台边缘。
“你私自转移刑事案件的物证，我可以现在就把你带走。”
闻歌剥下手套，扔进旁边的废物桶。
“你可以。但你踹我这扇门的时候，走廊摄像头全程拍着。私闯公民合法经营场所，没搜查令，没逮捕令，踹了三脚。你猜纪检那边对这种事有没有兴趣？”
江灼没接这茬。
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吵架上了。他盯着工作台旁边一排棕色小玻璃瓶，瓶身上没有标签，只有闻歌用油性笔手写的编号。
“这些是什么？”
“显影剂。我自己配的。”闻歌拿起编号07的那瓶，拧开盖子。一股极淡的醋酸气味散出来。“常规毒理筛查走的是血液和体液通道，但有一类东西不走血液循环，直接作用于注射点周围的局部组织，代谢产物沉积在皮下筋膜层。老周的一百三十七种筛查根本不会去那个层面找。”
她用移液枪吸取了零点五毫升液体，滴在王建国右脚小趾的针孔周围。
什么都没发生。
十五秒后，针孔边缘的皮肤开始变色。
不是均匀的变色。从灰色坏死斑的中心向外，出现了一圈极细的荧光蓝色纹路，断断续续，在紫外灯下清晰可见。
闻歌用微型刮刀在蓝色纹路上轻轻刮取了一层不到零点一毫米厚的组织薄片，放进载玻片。
“这就是那个针孔里打进去的东西留下的代谢残留。”
江灼凑到显微镜目镜前。
载玻片上，蓝色荧光物质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网状结构。不是结晶，不是粉末，更像是某种……降解后的纤维。
“这是什么成分？”
“我不知道。”闻歌说，“但我能告诉你这不是什么——不是蛋白质，不是多肽，不是任何已知的生物碱或合成毒物。这东西的分子结构里有碳硅键。”
江灼从显微镜前抬起头。
碳硅键。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的化学键。只有在极少数高端生物材料实验室里才会被人为合成。
他的脑子里快速闪过王建国的身份——恒远医疗，财务总监。
恒远医疗。
那家公司的业务范围里，有一个板块叫“新型生物材料研发”。
“你比我先想到了。”闻歌把载玻片收进密封袋，贴上标签。
走廊摄像头的红色指示灯还在一闪一闪的。江灼看了它一眼，走回工作台前，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拨了一个号。
“老陈，我江灼。对，是现在。你带两个人过来，地址我发你，二十分钟之内到。对——封现场用的东西全带上。”
挂了电话他看闻歌。
“从现在开始，这间屋子是临时勘查点。你，技术协助人员。不许单独接触尸体，所有操作必须在我或者我的人在场时进行。出了这扇门，你提过的所有内容一个字都不许对外讲。”
“行。”闻歌答得很干脆，“我的临时出入证什么时候办？”
“你还要出入证？”
“你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法医室恒温设备我得过去调一下，不然剩余组织样本撑不过四十八小时。你总不能每次都让我贿赂你们夜班的小孙吧。”
江灼揉了一下后脑勺。
“……我明天让人给你办。”
“还有一件事。”闻歌从笔记本下面抽出一张纸，推到江灼面前。
是一份表格，手写的，上面列着王建国尸检报告中二十三项基础数据。
“你们法医室出的原始报告，我拿到手之后，和尸体实际数据做了逐项核对。”
江灼拿起那张纸。
表格最右边一列，闻歌用红笔标注了四个数据。
肝脏重量，误差四十克。右肾长度，误差零点八厘米。胃内容物体积，误差十五毫升。以上三项都可以归入正常操作误差范围内。
但第四个——
心脏血样采集时间。
报告上写的是“死后六小时”。
而王建国的尸体运抵法医室的时间，是死后八小时二十分钟。
“六小时的心脏血样，你们法医室八个半小时才接收到尸体。这两个半小时的差值，要么是老周会穿越，要么是这份血样根本不是从王建国身上采的。”
江灼盯着那个红色标注看了很久。
“你什么意思？”
“血样被换过。所以毒理报告才会全阴。送检的那管血，不是死者的血。”
工作室里安静下来。空调外机还在嗡嗡地响。
江灼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自己的内侧口袋。
“这件事你还告诉了谁？”
“没有。”
“告诉过老周吗？”
“老周如果也是干净的，那换血样的人另有其人。老周如果不干净——”闻歌顿了一下，“那我告诉他等于自杀。所以我谁都没说，等你来。”
江灼的喉结动了一下。
法医室的血样被调换，这件事的性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起坠楼案本身。能接触到采血环节的人，在整个法医系统里不超过五个。每一个都有编制，每一个都经过政审。
内鬼，这两个字他没说出口，但它已经在房间里了。
手机震了一下，是老陈发来的消息：到楼下了。
江灼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
“你等着。我先上去接人。”
他走到门口，又停了一步。
“闻歌。”
“嗯？”
“你那个显影剂07号，报备过药监局吗？”
“你猜。”
“……回头把配方交一份给我。”
“不给。”
江灼咬了咬后槽牙，推门出去了。
等封锁现场的人全部到位，已经是凌晨三点。闻歌被安排在隔壁一间空房里等着，桌上有半瓶矿泉水和一包压碎了的苏打饼干，是江灼手下一个年轻刑警从车里翻出来的。
她没碰饼干，喝了两口水，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碳硅键，恒远医疗，32F，查专利库。
然后删掉了。
用另一部手机重新打了一遍，这部手机没有SIM卡，不联网。
凌晨四点半，天还没亮，她在隔壁隐约听到江灼在跟电话那头的人吵。声音隔着一堵墙传过来，听不清具体内容，但“结案”和“压一压”这两个词反复出现。有人让他结案，他不肯。
早上七点十分。
市局刑侦支队门口，三辆面包车横在人行道上。
王建国的家属来了。
打头的是他妻子，姓陈，四十七岁，穿着一身黑。后面跟了十几个人，有几个举着手机在拍。陈女士手里攥着一个信封，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但嗓子很亮。
“我丈夫是自杀的！他留了遗书！你们为什么不结案！”
信访窗口的民警拦了三次没拦住，她径直冲到了接待大厅中央。
“他有抑郁症！吃了三年的药！遗书是他亲笔写的！你们凭什么扣着不放！”
闻歌是在办临时出入证的时候撞见这一幕的。她站在大厅另一头，拿着一张刚拍完的证件照，隔着二十米的距离，看到了陈女士手里那个信封。
信封是拆开的，里面露出两页纸的边角。
遗书。
这个案子到现在，没有人提过有遗书。
江灼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接待大厅的场面已经很难看了。两个年轻民警一左一右架着陈女士，她坐在地上不肯起来，后面跟来的家属围成半圈，手机镜头密密麻麻对着穿制服的人。
“结案！我要我丈夫的结案报告！”
“陈女士，请配合——”
“配合什么！人都死了你们还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江灼没有走过去劝。他站在二楼的楼梯口，让副队长老陈下去处理，自己的视线落在那个信封上。
十五分钟后，陈女士被请进了调解室。信封留在了江灼手里。
他把那两页纸展开，放在办公桌上。
普通的A4打印纸，但内容是手写的。蓝色圆珠笔，字迹工整，行间距均匀。内容是典型的遗书格式——对家人的歉疚，对事业的疲倦，对未来的绝望。结尾处签名，日期是案发前一天。
闻歌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捏着那张还没过塑的临时出入证。
“让我看看。”
江灼没挡她。
闻歌走到桌前，没有碰那两页纸。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型LED侧光灯，角度压得很低，贴着纸面照了一遍。
“你看最后一段。”她把灯递给江灼。
江灼接过灯，侧光打上去。
遗书最后一段，肉眼看起来是一段完整的话：“我累了，不想再撑下去，这不是任何人的错。”
但在侧光下，笔画的压痕出现了异常。
“累”字的最后一笔，力度突然加重，在纸面上留下了一个极小的凹陷点。“不”字的竖钩末端，同样有一个不自然的顿点。“错”字的最后一笔也是。
三个凹陷点，等间距。
闻歌拿出手机打开计算器，把三个点之间的间距输入进去。
“四点七毫米。四点七毫米。等距。”
她翻回遗书第一页，用同样的方法找到了更多的点。
每隔若干个字，就有一个笔画末端不自然的加重。把这些字单独提出来——
闻歌在一张便签纸上依次写下那些字。
江灼凑过来看。
十七个字，连起来不成句子，但也不是随机的。每个字的笔画数构成了一组数列：九，三，七，二，一，四，八，六，五，三，九，七，二，八，四，一，六。
“这不是遗书。”闻歌说，“或者说不全是。有人用这个人的手写了一封遗书，在里面嵌了一组编码。”
“等等——用这个人的手？”
“你把灯再打回去，看每个字的起笔角度。”
江灼照做了。
正常人写字，起笔角度因个人习惯而固定，一般在三十到四十五度之间，同一个人的差异不会超过五度。
但这封遗书里，起笔角度的波动范围超过了十五度。
“这不是一个人自己写的。”闻歌把那张便签纸折好，放在桌上。“是有人握着他的手，控制力度和方向，逼他写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他已经失去自主意识之后，有人操纵他的手写的。”
江灼想起了那个针孔。那个什么都查不出来的针孔。
一种能让人失去自主意识，但保持基本运动功能的东西。
被人握着手写完一封遗书。
然后被两个人架到窗口，推了下去。
办公室外面，调解室的方向还传来陈女士断断续续的哭声。
江灼把遗书装回信封，锁进了抽屉。
“那组编码，”他问，“你能解吗？”
“不能。”闻歌说，“但我知道谁能。”
她没往下说。出入证上的照片还是湿的，她把它翻过来朝下放在桌角晾着，然后走了。
江灼看着她走出办公室的背影，低头打量了一眼抽屉里的信封。十七个字的笔画数。一组看不懂的数列。
他抽出手机，给痕检科发了一条消息：王建国案遗书两页，加急做笔迹同一性鉴定。另——检测纸面有无外来DNA及微量皮肤组织转移。
发完之后他又加了一条：不要经过老周。
手机屏幕在日光灯下反着光。大厅里家属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有人在哭，有人在打电话叫律师。
江灼关上了办公室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