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在晨光中晃晃悠悠地前行，苏棠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
车厢里只有三个人：一个拎着菜篮的老太太，一个穿着校服打瞌睡的高中生，和她。司机把收音机开得很响，早间新闻女主播的声音在空旷的车厢里回荡：“……清水豪庭案当事人周敏跳楼身亡三周年之际，受害者母亲姜雨棠再次发声，呼吁司法部门重新调查当年辩护律师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苏棠闭上眼睛。
三年了，这个案子还在新闻里。不，应该说，这个案子从未离开过新闻。周敏死后，它从一起普通的强奸案变成了一个社会符号，一个关于“受害者有罪论”的图腾，一面插在司法耻辱柱上的旗帜。每当有类似案件发生，媒体就会把周敏的照片翻出来，把她那封遗书里最扎心的句子重新念一遍——“法律不保护受害者，那我就去找一个会保护受害者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十五楼的楼顶。
公交车在一个站台停下，老太太下了车。高中生换了个姿势继续睡。司机换了首歌，是那种老掉牙的流行情歌，唱的是什么“我爱你你却爱着他”。
苏棠睁开眼睛，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
她要去的地方是城东的一个老旧小区，顾衍之住在那里。三年前，在她被吊销律师执照后不久，顾衍之也被迫从法学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休。媒体说他“包庇学生”“师德败坏”，学校迫于压力让他提前离岗。他的妻子早些年去世了，唯一的儿子在国外，据说很少回来。
苏棠曾试图联系他无数次，入狱前写过信，入狱后也写过，但从来没有收到过回音。她不知道他是不想回，还是不能回。
监狱里有个狱友叫何姐，因为杀夫进来的，判了死缓。何姐读过很多书，是苏棠在狱中为数不多能说上话的人。有一天夜里，何姐问她：“你出去以后，最想见谁？”
苏棠想了很久，说：“我的老师。”
何姐问：“你觉得他会愿意见你吗？”
苏棠没有回答。
她不知道答案。她只知道她欠顾衍之一句对不起，以及一个真相。三年前的那个案子，顾衍之曾劝过她：“苏棠，这个案子你不要接。”她没有听。她说：“老师，这个案子我能赢。”顾衍之沉默了很久，说：“赢和正义，有时候不是一回事。”
当时她觉得老师在说教。
现在她觉得老师在救她。
公交车又过了三站，高中生终于醒了，迷迷糊糊地下了车。司机回头看了一眼车厢，对苏棠说：“姑娘，到终点站了。”
苏棠站起来，发现自己的腿因为坐太久有些发麻。她扶着椅背慢慢走到门口，司机看了她一眼，目光落在她洗得发白的风衣上，又看了看她手腕上监狱留下的疤痕，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什么也没说。
苏棠说了声“谢谢”，下了车。
城东这片小区叫“安平里”，名字听着安详，实际上又旧又破。楼房大多是九十年代建的，外墙的涂料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黑的水泥。一楼的很多窗户装了防盗网，生锈的栏杆上晾着被单和拖把。
顾衍之住在七号楼三单元五楼，没有电梯。
苏棠站在楼底下，仰头看向五楼的窗户。窗帘拉着，看不到里面。窗台上放着一盆快枯死的绿萝，叶子蔫蔫地垂下来。
楼道门是那种老式的铁门，门锁坏了，用一根铁丝缠着。苏棠拉开铁丝，走了进去。
楼道里弥漫着一股霉味，混合着油烟和消毒水的气味。墙上贴满了小广告，疏通下水道的，开锁的，搬家的，一层叠着一层，像墙长了牛皮癣。声控灯有几层是坏的，苏棠摸着扶手上楼，手上的灰尘蹭了一掌。
到五楼的时候，她停下来喘了口气。
三年前她可以一口气爬十层楼不带喘的。监狱里的生活让她的体能大不如前，不是变弱了，而是变“钝”了。她的身体还年轻，但灵魂好像老了十岁。
501室的门是那种老式的防盗门，绿色的漆面已经斑驳，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份报纸和几封广告信。苏棠蹲下来翻了翻，报纸的日期是三天前的，广告信上的收件人写着“顾衍之”。
她直起身，按了门铃。
门铃响了几声，没有反应。
她又敲了敲门，敲了三下，不轻不重。
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被碰倒了，然后是拖鞋踩在地板上的啪嗒声。脚步声很慢，每一步之间都隔着好几秒。
门开了一条缝，一条暗红色的防盗链绷得笔直。
一只浑浊的眼睛从门缝里看过来。
“谁？”
声音沙哑，带着老人特有的那种气若游丝的质感。但苏棠还是认出了这个声音。她听过这个声音在课堂上讲刑法的精神，在法庭上为她做辩护，在深夜的办公室里安慰她说“别怕，有老师在”。
“老师，是我。”苏棠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苏棠。”
门缝里的眼睛眨了一下，又眨了一下。
然后防盗链哗啦一声被取下，门从里面被拉开。
苏棠看到了顾衍之。
她几乎认不出他。
三年前，顾衍之六十二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走起路来腰板笔直，说话声音洪亮，在法学院的讲台上可以连续讲四个小时不带喝水。他是刑法学界的权威，门生遍布全国，最高院都有他的学生。
现在站在苏棠面前的，是一个瘦得脱了相的老人。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领口松垮垮地耷拉着，露出锁骨下面深深凹陷的皮肤。裤子是深蓝色的棉裤，裤腿太长，在脚面上堆成一团。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而且很久没有打理，乱糟糟地支棱着，像一蓬枯草。脸上布满了老年斑，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凸起，整张脸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
但他的眼睛——
苏棠曾在无数个夜里梦见这双眼睛。在梦里，顾衍之看着她，目光里有失望，有痛心，有恨铁不成钢，但从来没有过责备。即使在最糟糕的梦里，他的眼神也是温和的。
此刻这双眼睛浑浊、茫然，像蒙了一层雾。
“你……”顾衍之歪着头看她，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你是谁？”
苏棠愣住了。
“老师，是我，苏棠。”她的声音有些发抖，“您的学生，苏棠。”
顾衍之皱起眉头，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他的嘴唇动了动，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节，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转过身，朝屋里走去，步子很慢，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像是怕踩到什么。
苏棠跟着他走了进去。
屋子里很暗，窗帘拉着，只有几缕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出细细的光线。空气里有一股不太好闻的味道，是那种长期不通风、加上老人身体代谢产生的特殊气味。客厅不大，沙发上的罩布皱成一团，茶几上堆着药瓶、水杯、没吃完的饼干，还有一个相框。
苏棠拿起相框。
那是一张老照片，应该是十几年前拍的。照片里顾衍之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站在法学院的门口，左手搂着一个年轻女人，右手搭在一个男孩肩上。那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妻子笑得很温柔，儿子大约十五六岁，一脸不情愿地歪着头。
苏棠把相框放回去，跟在顾衍之身后进了卧室。
卧室更暗。窗帘是深色的，拉得严严实实。床头柜上有一盏台灯，灯罩歪了，灯光昏黄地照在一本翻开的书上。苏棠瞥了一眼，是顾衍之自己写的那本《刑事证据规则研究》，书页已经泛黄，边角卷了起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
顾衍之在床边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像是在发呆。
苏棠在他面前蹲下来，仰头看着他的脸。
“老师，您还记得我吗？”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到什么。
顾衍之抬起头，看了她几秒，忽然笑了。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微笑。不是认出了她的那种笑，而是一种老人特有的、对着空气也能笑出来的、空洞的笑。
“我记得。”他说。
苏棠的心猛地一跳。
“我记得我有个学生，”顾衍之慢慢地说，“她是个很聪明的姑娘。但她太想赢了。我跟她说，赢不是最重要的，她不信。”
苏棠的眼泪涌了上来。
“她现在在哪？”顾衍之问。
“……她在这里。”苏棠握住他的手，那双手瘦得只剩下骨头，皮肤像纸一样薄，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她就在这里，老师。”
顾衍之低下头，看着苏棠握着他的手。他的表情很困惑，像一个解不开数学题的孩子。他伸出手，用另一只手摸了摸苏棠的头发，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的质地。
“你的头发比她的长。”他说。
苏棠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哭得很安静，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不停地流，流过脸颊，滴在顾衍之的手背上。顾衍之低头看着那些水滴，好像不明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老师，”苏棠哽咽着说，“对不起。”
顾衍之没有反应。
“对不起，我不该接那个案子。我不该不听您的话。我不该……为了赢，把什么都丢了。”
顾衍之还是看着她，目光茫然。
苏棠深吸一口气，用手背擦了擦眼泪。她告诉自己不能哭，她不是来哭的。她来找顾衍之，是因为她想确认一件事。她需要知道，当年那个案子里，顾衍之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她不是怀疑他。
她只是需要一个答案。
“老师，”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下来，“您还记得清水豪庭的案子吗？”
顾衍之的眼神变了。
那一瞬间的变化非常短暂，短到苏棠差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但她是律师，她训练过自己的观察力。她看到了——在她说出“清水豪庭”四个字的时候，顾衍之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
然后那片茫然又盖了上来，像潮水覆盖沙滩上的脚印。
“什么？”他问，“你说什么？”
苏棠的心往下沉了一寸。
“清水豪庭，”她重复了一遍，“周敏的案子。我辩护的那个案子。您让我别接的那个案子。”
顾衍之开始摇头，幅度很小，但很坚决。
“我不记得了。”他说，“我不记得。”
这不是失智老人的那种“不记得”。这是有人不想记得的那种“不记得”。
苏棠在监狱里见过很多种谎言。有些人的谎言是漏洞百出的，有些人的谎言是天衣无缝的，还有些人的谎言连他们自己都信了。顾衍之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他的谎言是“选择性的不记得”——他知道自己应该记得什么，但他选择假装不记得。
苏棠蹲在他面前，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做了一件三年前的自己绝对不会做的事。
她放弃了追问。
“没关系，老师。”她说，声音很轻，“不记得就算了。”
她站起来，把顾衍之床头的书整理好，把散落在茶几上的药瓶归类放好。她去厨房看了一眼，冰箱里只有几根蔫了的黄瓜和半瓶过期的牛奶。水槽里堆着没洗的碗，灶台上的锅底结了厚厚一层黑垢。
苏棠挽起袖子，开始洗碗。
水龙头的水很凉，凉得她手指发麻。她没有用热水，因为她没找到热水器的开关。她用洗碗布一个一个地洗，洗了三遍，把锅底的垢用钢丝球擦了大半，擦不掉的那些她放弃了。
洗完之后，她把碗倒扣在架子上，擦了擦手。
回到客厅时，顾衍之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卧室出来了，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个相框，盯着里面的照片。
苏棠在他旁边坐下来。
“我儿子，”顾衍之忽然说，指了指照片里的男孩，“他在美国。很久不回来了。”
“我知道。”苏棠说。
“他怪我。”顾衍之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怪我当老师的，没教好自己的学生。他觉得丢人。”
苏棠的手指攥紧了膝盖上的布料。
“老师，不是您的错。”
顾衍之没有接话。他把相框放下，拿起茶几上的一个药瓶，拧开盖子，倒出两粒白色的药片，放在嘴里，干咽了下去。
苏棠看着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那案子不对。”顾衍之忽然说。
这句话说得清晰、完整、没有任何含糊。和之前那个迟钝、茫然、说话断断续续的老人判若两人。
苏棠猛地转头看他。
顾衍之的眼睛也在那一瞬间变得清明。那不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眼睛，那是一双清醒的、锐利的、甚至带着某种痛苦的自知之明的眼睛。
“你说什么？”苏棠的声音发紧。
“我说那案子不对。”顾衍之重复了一遍，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你当年拿到的证据，不全。”
“什么证据不全？”
“所有的。”顾衍之说，“检方的证据不全，你们的证据也不全。中间少了一环。最关键的一环。”
苏棠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响了，像一个锁扣被打开了。
“少了什么？”
顾衍之张了张嘴，刚要说什么，表情突然变了。他的眼睛开始失焦，嘴巴半张着，身体慢慢向前倾。苏棠一把扶住他，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发抖，像一片风中的叶子。
“老师？老师！”
顾衍之的眼睛闭上了，整个人软了下去。
苏棠惊慌地把他放平在沙发上，探了探他的鼻息——还有呼吸，很微弱但很平稳。她又摸了摸他的脉搏，跳得有点慢，但还算规律。
她四处找电话，想叫救护车，在茶几下面找到一部老年手机，屏幕上有十几个未接来电，全是同一个号码，备注写着“小周”。她不知道小周是谁，但此刻顾衍之的情况看起来不像急症，更像是睡着了。
或者说，像是某种药物作用下的昏睡。
苏棠看向那个药瓶。
她拿起药瓶，上面的标签写着“盐酸多奈哌齐片”，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她拧开盖子，倒出一粒，看了看，又放回去。
然后她注意到药瓶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纸条是从某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不整齐。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潦草但能辨认：
“别查了。会死。”
苏棠盯着这行字看了十秒钟。
这行字是谁写的？是顾衍之自己写的，还是别人留给他的？如果是他自己写的，那他写下这行字的时候，是清醒的，还是糊涂的？
她小心翼翼地把纸条折好，放进风衣内兜里。
顾衍之还在睡。苏棠从他卧室里找了一条毯子，盖在他身上。她把厨房和客厅简单收拾了一下，把垃圾袋系好放在门口。她在茶几上留了一张纸条，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说“老师，我是苏棠，我会再来看您”。
做完这一切，她站在门口，最后看了一眼沙发上的老人。
他蜷缩在毯子里，像一个缩小的、脆弱的、被世界遗忘的影子。
苏棠轻轻关上门。
下楼的路上，她的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顾衍之刚才说的那两句话。
“那案子不对。”
“别查了。会死。”
如果顾衍之是清醒的，那他一定知道什么。如果他不知道什么，他不会说“会死”。这个“会死”不是比喻，不是夸张，是字面意义上的。
有人在威胁他。
或者，有人在威胁所有查这个案子的人。
苏棠走出楼道，雨已经完全停了，但天还是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块洗了很多遍的灰色抹布。
她站在单元门口，拿出手机，犹豫了一下，开机了。
那条短信还在：“你以为你出来了？游戏才刚刚开始。”
她没有回复，而是打开通讯录——空的。三年前她存了三百多个号码，现在全没了。她想了想，拨了一个号码。
她本以为这个号码不会通了。
但电话响了三声之后，那边接了起来。
“喂？”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沙哑，疲惫，带着一种惯性的警惕。
“何姐，”苏棠说，“是我，苏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出来了？”何姐的声音有了些温度。
“今天早上。”
“好。出来了就好。”
何姐全名叫何丽华，就是狱中那个杀夫的狱友。她判了死缓，但因为狱中表现好，改成了无期。苏棠在狱中最后一年，和何姐住同一间牢房。何姐读过很多书，做过大学老师，后来嫁了一个有钱人，再后来那个有钱人开始打她，打了三年，有一天夜里她趁他睡着了，用枕头捂死了他。
何姐从不觉得她做对了。她说：“我做了错事，所以我在服刑。但我不后悔。”
苏棠一直觉得，何姐是她见过的最清醒的人。
“何姐，你之前说，有人让你给我带话。”苏棠压低了声音，“是谁？”
何姐沉默了很久。
电话那头能听到监狱里特有的背景音——广播操的口令声，管教的口哨声，几百双鞋同时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
“我不能说他的名字。”何姐终于开口了，“但他让我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话？”
“周敏不是自杀。”
苏棠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了。
“何姐——”
“我只能说这么多。”何姐的声音变得急促，“苏棠，你在外面，比我在里面危险。你小心。”
电话挂断了。
苏棠站在单元门口，手机贴在耳边，听着里面传来的忙音。
周敏不是自杀。
周敏的遗书，周敏从十五楼跳下，周敏母亲姜雨棠这三年来每一次在媒体前的哭泣——如果周敏不是自杀，那这一切算什么？
谋杀？
可法医鉴定报告写的明明是自杀。案发当天有目击者看到她独自上了顶楼。监控录像显示那段时间没有其他人进出那栋楼。
苏棠闭上了眼睛。
不对。
监控录像。
当年她看到的那段监控录像，是经过剪辑的。
她记得很清楚，那段监控的时间只有三十秒的跳跃。当时她问过提供证据的警官，对方说“设备故障，常有的事”。她信了。她需要信，因为那段监控是证明富二代不在场的关键证据之一。
如果那段监控被人动过——
苏棠睁开眼睛，快步走向公交站。
她需要去找一个人。
一个当年她不愿意见，但现在必须去见的人。
周敏的母亲。
姜雨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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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棠到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
姜雨棠住在城北的一个老胡同里，离苏棠的出租屋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胡同很窄，两边是灰砖平房，墙根下长着青苔。一个老头坐在门口晒太阳，一只橘猫趴在他脚边，尾巴一甩一甩的。
苏棠按着手机地图找到门牌号，是一个很小的院子，木门上的红漆剥落了大半，门环是一个生锈的铁圈。
她敲了敲门。
没有人应。
她又敲了三下。
里面传来脚步声，很重，像是什么东西拖着地走。
门开了。
姜雨棠比苏棠想象中老得多。
她今年应该不到六十，但看起来像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深深的皱纹，不是岁月的皱纹，是痛苦刻进去的纹路。她的眼睛是红的，不是哭红的，是一种长期失眠和愤怒烧红的颜色。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袖口上有几个破洞。手里拿着一根拖把，似乎正在打扫卫生。
看到苏棠的那一刻，姜雨棠的表情变了。
那是一种从困惑到认出，从认出到愤怒，从愤怒到几乎失控的变化过程，前后不超过两秒。
“你——”
苏棠还没来得及开口，姜雨棠手里的拖把已经挥了过来。
拖把杆打在苏棠的肩膀上，发出一声闷响。苏棠没有躲，也没有挡。她站在那里，硬生生挨了这一下。
“你还敢来！”姜雨棠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还敢来我家！”
第二下打在苏棠的手臂上，她后退了半步，但依然没有躲。
第三下的时候，姜雨棠的手开始抖，拖把杆在半空中停了片刻，然后被她狠狠摔在地上。
“你滚！”她吼道，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你给我滚！”
苏棠没有滚。
她站在原地，看着姜雨棠的脸，看着她眼中的恨意和痛苦。这恨意不是冲着她来的，或者说，不全是冲着她来的。这是一个人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之后，找不到出口的痛苦，把所有能抓住的东西都变成靶子。
“姜阿姨，”苏棠的声音很轻，但很稳，“我来，是想跟您说一件事。”
“我什么都不想听你说！”
“周敏不是自杀的。”
院子里忽然安静了。
姜雨棠的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她的表情凝固了。她看着苏棠，像在看一个疯子，又像在看一个说谎的人。
“你说什么？”
“我说，周敏不是自杀。”苏棠重复了一遍，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在背后操纵了一切。包括那封遗书，包括那天的监控，包括所有人看到的‘真相’。”
姜雨棠的嘴唇在发抖。
“你……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还没有证据。”苏棠说，“但我会找到的。”
“你凭什么让我信你？”姜雨棠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三年前，是你帮我女儿对面的那个人脱罪的！是你让他大摇大摆走出法庭的！现在你来跟我说，我女儿不是自杀？你让我怎么信你？”
苏棠没有说话。
她看着姜雨棠的眼睛，慢慢地，膝盖弯了下去。
她跪在了姜雨棠面前。
院门口的老头转过头来看着这一幕，橘猫也抬起头，尾巴不摇了。
“姜阿姨，”苏棠跪在地上，仰头看着面前这个被摧毁的母亲，“三年前，我做错了。我不该接那个案子。不，不是不该接——我该接，但我该做的不是帮他脱罪，而是找到真相。我没有找到真相，因为我不想找。我只想赢。”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但她的目光没有躲闪。
“我为了赢，把一个可能无辜的人救了，也可能把一个有罪的人放了。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查。我没有查他到底有没有侵犯周敏。我只查了证据链的漏洞，找到漏洞，打穿它，赢。这是我的本事，也是我的罪。”
姜雨棠的手在发抖。
“周敏跳楼那天，”苏棠继续说，“我在看二审的材料。我没有去现场。后来我看到新闻，说她从十五楼跳下来。我想，她得有多绝望，才会觉得死比活着好。而我，是让她绝望的人之一。”
“你知道我女儿跳楼之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姜雨棠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平静。
苏棠摇了摇头。
“她说，‘妈，法律会还我公道的。’”姜雨棠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信你。她信那个给她做法律援助的律师。她信那个律师说的‘法律会保护你’。结果呢？结果你帮那个人脱罪了。结果法律没有保护她。”
苏棠闭上了眼睛。
“对不起。”她说。
这三个字太轻了。轻得像一片落叶，落在大海里，连一朵水花都激不起来。
“我不要你的对不起。”姜雨棠的声音又开始发抖，“我要我女儿活过来。你能让她活过来吗？”
苏棠睁开眼睛，看着姜雨棠。
“我不能。”她说，“但我会让害死她的人付出代价。”
“你凭什么？”
“凭我是苏棠。”她跪在地上，脊背挺得笔直，“凭我欠她一条命。”
姜雨棠看着跪在地上的苏棠，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走回了院子。
她没有关门。
苏棠跪在原地，不知道姜雨棠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姜雨棠又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她把信封递给苏棠。
“这是三个月前，有人塞在我家门缝里的。”
苏棠接过信封，打开。
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拍的是一个笔记本的某一页，上面的字迹是手写的。苏棠认得这个字迹。
这是周敏的字。
她在案卷里看过无数次周敏的证词笔录，上面有周敏的亲笔签名。那些字圆润、工整，带着一种学生气。这页笔记上的字迹一模一样。
照片上的内容写着：
“今天苏律师来找我。她问我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说了。她听完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她说：‘你的证词有问题。’我问她哪里有问题。她说：‘你说他强迫你的时候，你的指甲里有他的皮肤组织。但你之前说你反抗了，你的手腕上有淤青。这两件事对不上。’我不知道哪里对不上。我只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苏律师说她会帮我。我不知道她会不会。”
苏棠的手开始发抖。
她记得这次会面。
那是在开庭前一个月，她作为辩护律师会见周敏。周敏是受害者，但在这个案子里，她不是苏棠的当事人。苏棠的当事人是那个被指控强奸的富二代。按照法律规定，苏棠不能直接接触受害人，但她的助理通过某种渠道“安排”了这次会面。
她去见周敏，不是为了帮她。
是为了找到她证词里的漏洞。
苏棠闭上眼睛，那个场景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回放。
周敏坐在她对面，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头发扎成马尾，脸上没有化妆，看起来很年轻，像一个大学生。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小，总是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
“苏律师，你会帮我的对吗？”她问。
苏棠当时说：“我会查清真相。”
她没有说“我会帮你”。
因为她不会。她帮的是对面的人。
“这张照片是谁拍的？”苏棠睁开眼睛，声音干涩。
“不知道。”姜雨棠说，“信封里只有这张照片，没有署名，没有留言。”
苏棠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
她又看了看信封，信封上没有寄件人信息，邮戳是本市的一个分局，日期是三个月前。
“您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给警方？”
姜雨棠冷笑了一声。
“警方？三年前他们就说我女儿是自杀。我把这张照片拿去，他们会怎么说？会说这是假的，会说这是我自己写的，会说我在闹。”
苏棠沉默了。
她不能否认姜雨棠的话。在这个案子里，警方、检方、法院，所有公权力机关都已经给这件事盖了棺——周敏是自杀，富二代无罪，苏棠违规取证。这张照片如果出现在三年前，可能会改变什么。但现在，它只是一张来路不明的照片，任何人都可以说它是伪造的。
“姜阿姨，”苏棠站起来，把照片小心地收好，“这张照片能借我吗？”
姜雨棠看着她。
“你要做什么？”
“找出是谁拍的。”苏棠说，“找出为什么三个月前有人要把这张照片给您。找出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呢？”
“然后，”苏棠看着姜雨棠的眼睛，“我会让所有人知道真相。不管那个人是谁。”
姜雨棠沉默了很久。
“我凭什么相信你？”她再次问出了这个问题。
苏棠想了想，从口袋里拿出那枚银戒指。
她把戒指放在姜雨棠手心里。
“这个押在您这里。”她说，“等我把真相带来，您再还给我。”
姜雨棠低头看着那枚发黑的银戒指，戒指内侧的字迹已经模糊了，但她还是能看出那是一行字母和数字。
“这是什么？”
“我最重要的东西。”苏棠说，“比我命还重要。”
姜雨棠握着那枚戒指，抬起头看着苏棠。
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信任，不是原谅，甚至不是理解。是一种“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所以我愿意赌一把”的那种决绝。
“好。”她说，“我等你的真相。”
苏棠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走出胡同的时候，她的手机又震了一下。
她打开一看，是另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你见过顾衍之了？他有没有告诉你，当年是他让我删的监控？”
苏棠的脚步停住了。
她站在胡同口，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她脸上，有点刺眼。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她打了两个字，发送：
“你是谁？”
消息发出去之后，显示“已发送”，但没有“已读”的回执。
她等了五分钟，没有回复。
她等了三十分钟，还是没有回复。
她站在街边，来来往往的人从她身边走过，有人看了她一眼，有人没有。这个世界对她三年前的遭遇已经不感兴趣了。三年前她是头版头条，三年后她只是一个站在街边等消息的普通女人。
手机终于震了。
她低头一看。
不是短信，是一封邮件。
发件人是一个乱码的地址，主题是“给苏棠的信”。
她点开邮件。
内容只有一行字：
“游戏规则：每找到一块真相，你就会失去一样东西。第一块真相你已经找到了。现在，你会失去什么呢？”
邮件附了一张图片。
苏棠点开图片，瞳孔猛地一缩。
那是一张照片，拍的是她的出租屋——不对，不是出租屋，是她三年前住的那间能看到江景的loft公寓。公寓已经被查封了，但照片里的人显然进去了。照片拍的是卧室的床头柜，上面放着一张她和陆砚舟的合影。
照片旁边放着一把剪刀。
苏棠的手指开始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
有人在监视她。不，不是监视，是玩弄。这个人知道她会去找顾衍之，知道她会去找姜雨棠，知道她的一举一动。这个人甚至在替她计时——她出狱还不到十二个小时，就已经被拖进了一个她不知道规则、不知道对手、不知道赌注是什么的游戏里。
她把邮件关掉，把手机塞回口袋。
然后她做了一个决定。
她不会按照这个人的规则玩。
她要自己制定规则。
她要去一个地方。
她要去找一个人。
那个人欠她一个答案。
那个人叫陆砚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