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路47号是一栋六层筒子楼，八十年代建的，墙体剥落得厉害。一楼门面贴着"旺铺转让"，字都晒褪色了。
天刚下过雨，地上全是积水。
地下室的门锁着。一把铁锁，锈得不像话。我敲了敲门，没人应。远处汽车轧过水坑的声音。蹲下看了看锁孔：锁面生锈，钥匙孔却有新鲜的划痕。有人来过，不久前。
附近五金店买了把断线钳，两下剪断。推开门，霉味混着说不清的腥味涌出来。
地下室不大，十几个平方。正中间一张旧书桌，上面放着一摞牛皮纸文件袋。日期是十年前的。
第一个文件袋，临江二建的红头文件。停职通知，写着师父的名字。备注栏四个字：因公外出。不是自己辞职。二建的人替他办了停职，在一个活人消失之后，先替他把手续办完，让一切看起来正常。
第二个文件袋。手指碰到的瞬间，心脏猛跳了一下。
钢笔字。潦草，但认得出来，师父的笔迹。
"刘芳不是自杀。马志强让人关窗。陈建国死前被威胁。证据在二楼东侧第三个柜子。"
下面还有两行，更潦草："别让她知道。她太小。"
我盯着最后五个字，看了很久。
手指不知道什么时候攥紧了，纸边割进指甲缝里，疼了一下才松开。
别让她知道。她太小。
我把纸条放回桌面。放了两遍，第一遍放歪了，纸边斜出桌沿。摆正之后手没收回来，按在纸面上。不是怕它被风吹走。地下室里没有风。
师父留的不是一句遗言。是一封信。写给谁看？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只有一行，笔迹比前面更急："宋芳。镇江路。七月十五。"
宋芳。我也姓宋。
师父收养我之前，我有一个母亲。模糊的记忆里，她确实是长头发。邻居叫她什么来着，好像也带个"芳"字。但师父从来不让我问。我连她的全名都不知道。我只记得一件事：她走的那年我四岁。她出门前说，妈妈要去镇江路办点事，晚点回来。从此再没回来过。
我把纸条贴在掌心。手没抖，但指尖发凉。
继续翻。刘芳的户口本复印件。家庭成员栏写着：配偶陈建国，子陈小龙。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堂姐：宋芳"，地址不详。
刘芳的堂姐姓宋。我也姓宋。
我拍下所有文件，拨通小赵。"查一个人。临江二建十年前的人事主管。谁给师父办的停职。"
"那个大姐说姓陈，叫陈丽萍。后来调到了燃气公司，"
"就是周大勇以前待的那家？"
"对。"
检修煤气的和管人事的，原来是一个系统。一张网。"查她现在的住址。马上。"
陈丽萍住在燃气公司家属院，三号楼。开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染了黑发，发根是白的。
看到我，她先笑了一下，但那笑意没到眼睛。
"陈阿姨，我是宋小棠。福安居中介的。"
笑容僵了半秒。"我不买房。"
"我来问十年前临江二建的事。"我把师父的照片递过去，"这个人您认识吗？"
她看着照片，脸色变了，瞳孔收缩，嘴角往下拉。把照片还给我，声音冷了："不认识。"
"您认识。您替他办过停职。"
"他失踪以后，单位按规定办的停职。有什么问题？"
"他失踪前，是不是和一个长发旗袍的女人见过面？"
陈丽萍的脸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那个女人，您认识。"
沉默。她把门拉开一条缝，作势要关。我把师父的失踪证明举起来挡住门缝："陈阿姨，我今天不是来找麻烦的。我只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跟我师父什么关系，跟我又是什么关系。"
顿了一下，压低声音："您当初帮人办手续的时候，知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不是姓宋。"
陈丽萍的手在发抖。嘴唇嗫嚅半晌，吐出两个字："你走。"
门关上了。但关门之前，我听到了想听的东西，她转身进屋，拿起座机，拨了一个号码。压低嗓音说了一句："有个人来问芳姐的事了。"
芳姐。不是宋芳，不是刘芳。是芳姐，一个被她用尊称的女人。
我在走道里站了片刻。下楼的脚步比来的时候慢。坐到电动车上，没拧油门。
十年前一个四岁小孩的妈妈，说去镇江路办事，再没回来。十年后我给一个去世的女人办了案，发现她和我的生母是同族。中间夹着一个师父，在七月十五出门查了同一件事，人也消失了。
我把一颗大白兔剥开塞进嘴里。甜的。还是甜的。
回到店里已经天黑。小赵趴在桌上打瞌睡，我把钥匙往桌上一丢，他一个激灵弹起来。
"宋姐！查到陈丽萍有个老同事，"
"不用了。我见过她了。"
三十七个牌位在供桌上静静立着。最中间那个，没有名字。我把镇江路地下室的档案一字排开，师父的纸条放在最上面。
"别让她知道。她太小。"
现在我知道了。这个"她"，不是怕我知道危险。是怕我知道她。怕我知道当年那个和我有关的人。
刘芳户口本背面那行小字，"堂姐：宋芳"。堂姐姓宋。我也姓宋。师父收养我，从来不提她。不是忘了。
我盯着师父的牌位。不是没刻，木头上有浅浅的凹痕，被砂纸磨过的。有人把名字抹了。
"师父。你替她瞒了十年。是在保护我，还是在保护她？"
牌位安静地立着。但供桌边上一颗大白兔，我早上搁在那儿给师父的，没人碰，自己滚了半圈。停在香炉旁边。然后整个店里安静得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耳朵。
手机响了。陌生号码，临江本地号段。我接起来，那头没有说话，只有一个很轻的呼吸。然后一句，声音是女人，有点沙哑，像很久没跟人说过话。
"你是谁？"
"应该我先问你。"
沉默了几秒，那头轻轻叹了口气："我叫沈芳。听说你在查师父的事。"
沈芳。又一个带芳的人。"陈丽萍给你打的电话？"
她没否认。"镇江路的事，就别再往下挖了。有些东西，挖出来对谁都不好。"
"你到底是谁？"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顿了一下，"你师父是个好人。别让他白费心思。"
电话挂断。
我攥着手机，站在供桌前。那个声音，我听过。四岁那年。不是她对我说的话，是她跟别人在隔壁说话。那种低沉的、沙哑的嗓音，像把一件重东西往地上放。那天晚上我妈在隔壁哭。沈芳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清。然后哭声停了。后来我妈推门进来，眼眶红着，蹲下来摸我的脸。说：妈妈要去镇江路办点事，晚点回来。
再没回来过。
我把手机放桌上。放了两遍，第一遍没放住，从桌沿滑下去了。弯腰去捡，蹲下去的时候看见师父的牌位。最中间那个位置，没有名字。砂纸磨过的痕迹在灯光下浅浅一道。
三十七个牌位。三十七本没算完的账。师父是第一个。刘芳是第二个。第三个，可能不是死人。
我从兜里摸出一块大白兔，剥开塞进嘴里。咬第一口咬歪了，咬到了舌头。骂了一句。蹲着没动。
师父说过：心里苦的时候吃甜的，甜味会从舌根往上顶，把苦味顶出去。
没用。甜味没顶上去。苦的还在。
站起来把手机捡起来。屏幕又亮了，陈丽萍的号码。一条短信：
"想见她，后天晚上八点。镇江路47号地下室。一个人来。"
我盯着屏幕。没有回。
十年前一个四岁小孩的妈妈，说去镇江路办事，再没回来。十年后一个叫沈芳的女人打电话来，说镇江路的事，别挖了。中间隔了十年。中间有个词。
我现在不说。说出来就等于信了。我还没信。
我把手机收进兜里，推开门。临江七月的太阳已经落尽了。路灯还没亮。
"小赵。我出去一趟。"
"去哪儿？"
"镇江路。"
电动车突突起步。嘴里那颗咬歪的奶糖，终于尝到了甜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