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微澜在走廊里站了大概有两分钟。
顾深已经走了，老韩也走了，走廊里只剩下日光灯管细微的嗡嗡声。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早晨里听得格外清楚，像有什么东西在头顶上不停地颤动。
她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尖还残留着昨晚碰到周远脖子时的触感——粗糙的皮肤，潮湿的汗液，还有那一瞬间涌进来的碎片。
后来她洗了很多遍手，但那种感觉洗不掉。
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洗不掉，是心理意义上的。
她见过很多死者。在警校的时候，老师带他们去过解剖室，看过各种死因的尸体。后来参加工作，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场，但卷宗里的照片、技术科送来的报告，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过。她对死亡没有恐惧，至少她一直这么以为。
但昨晚不一样。
昨晚她不是在“看”一个死者，她是在“感受”一个死者。那些记忆碎片里有一个临死之人的恐惧和绝望，那些情绪像水一样灌进了她的身体里，不管她怎么往外倒，总有一点残留。
沈微澜深吸一口气，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压下去，往技术科走。
林小禾还在显微镜前坐着，看到她进来，抬头问了一句：“顾深怎么说？”
“他说指纹的事他早就知道了。”
林小禾愣了一下，然后翻了个白眼：“他可真能憋。”
“他让技术科保密，他自己也没在会上提，就是想看谁能自己发现。”沈微澜在林小禾旁边坐下，把刚才那张画了标记的纸摊开，“我觉得方向是对的，但我卡住了。”
林小禾凑过来看那张纸。沈微澜在上面画了三张简笔画脸，旁边标注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符号和数字，看起来很乱，但林小禾看懂了。
“你是在找规律？”
“对。三张脸，三个标记。第一张愤怒的脸，嘴角有一个勾。第二张哭泣的脸，眼泪是三条递减的线。第三张笑着的脸，眼睛里是指纹。”沈微澜用手指点着这三个标记，“你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林小禾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会不会是某种密码？用图案代替数字或者字母？”
“有可能。但我不知道怎么对应。”
“那你换个思路。”林小禾把纸转了个方向，让沈微澜倒着看，“有时候图案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你联想到什么。你看这个勾，像什么？”
沈微澜盯着那个勾看了几秒。
“像阿拉伯数字‘9’的手写体。”
“对。你再看看这个。”
林小禾指着那三条递减的线。如果把这三条线从上到下排列，最长的在左边，最短的在右边，看起来像是一个斜坡，或者——
“像‘1’，‘2’，‘3’？”沈微澜脱口而出。
“不是‘1,2,3’，是‘3,2,1’。”林小禾说，“最长的线有三格的长度？最短的只有一格？你要不要量一下？”
沈微澜翻出第一起案件的现场照片放大版。照片上那张哭泣的脸，眼泪线条的位置和长度都有清晰的记录。她用尺子量了一下——最长的线约1.8厘米，中间的约1.2厘米，最短的约0.6厘米。
正好是3:2:1的比例。
“所以这个可以解读为3-2-1。”沈微澜说着，在纸上写下这个序列。
“那愤怒的嘴角那个勾，单独一个，就是1。”林小禾说，“笑着的眼睛里的指纹，也是一个点，也是1。”
“三个不同的标记，对应三组数字。3-2-1，1，1。这里面有什么规律？”
两个人对着那张纸沉默了好一会儿。
林小禾忽然开口：“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不是数学规律？”
“那是什么？”
“是顺序。”林小禾说，“你看，第一案出现了一个标记，第二案出现了三个标记，第三案出现了一个标记。如果按照案发顺序排列，标记的数量是1、3、1。这像不像某种倒计时？比如，3-2-1？”
沈微澜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咔嗒”响了一下。
倒计时。
三天，两天，一天。
三张脸，三种情绪，三个标记。如果把案发顺序对应到倒计时的数值——
第一案（三周前）：标记数量1，对应“3”？
第二案（两周前）：标记数量3，对应“2”？
第三案（一周前）：标记数量1，对应“1”？
不对，数字对不上。
她换了个思路。
也许不是标记的数量，而是标记本身代表的数字。愤怒的嘴角——1。哭泣的眼泪——3-2-1。笑着的指纹——1。
如果把这些数字按照案发顺序排列：1, 321, 1。
321。
“你看这个。”沈微澜把纸推到林小禾面前，“321，倒着念是123。”
“所以？”
“这是一组倒计时。从3到2到1。但小禾，你看这个数字的方向——不是在倒数，是在正数。1,321,1，中间这个321是三位数。如果把它分开看，第一案是1，第二案是3和2和1，第三案是1。合起来就是1,3,2,1,1。”
“还是没规律。”
“不。”沈微澜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不是数字本身的规律，是数字出现的位置的规律。第一案出现了一个1，第二案出现了3、2、1，第三案又出现了一个1。如果把同样的数字放在一起看——1出现了三次。”
她在纸的正中间用力写了一个大大的1。
“第一案的位置是1，第二案的位置是1，第三案的位置还是1。凶手在不断地重复同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不知道。”沈微澜说，“但这个1一定很重要。”
林小禾靠在椅背上，看着沈微澜在办公室里转圈。她认识沈微澜快三年了，知道这个人一旦进入那种状态，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停不下来。她不会劝她坐下休息，因为劝也没用。
“你饿不饿？”林小禾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快十二点了，“我早上没吃饭，快饿死了。”
沈微澜停下来，看了看钟，好像才发现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似的。
“走吧，我请你。”
两个人出了技术科，下楼，走到总队大门外的街上。附近没有什么好馆子，只有几家快餐店和小面馆。林小禾选了一家面馆，点了一碗牛肉面，沈微澜要了一碗清汤面。
面端上来的时候，林小禾已经吃了大半碗，沈微澜还在用筷子搅着碗里的面条，一根都没送进嘴里。
“你能不能先吃两口再想？”林小禾嘴里嚼着面条，说话含混不清。
沈微澜夹了一筷子面，吃了，嚼了几下，咽下去，然后又不动了。
“顾深跟我说了一件事。”她忽然说。
林小禾抬起头：“什么事？”
“三年前，有人以我的名义调阅过我父母案的卷宗。”
林小禾的筷子停了。
她跟沈微澜做了三年朋友，知道沈微澜的父母在她十八岁那年被杀了，案子至今没破。沈微澜很少提这件事，但林小禾知道它不是过去了，它一直都在，像一根刺扎在沈微澜的骨头缝里，平时不疼，动一下就疼得要命。
“你确定？”
“顾深说的。他说他找人查过，调阅记录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会不会是系统错误？或者同名同姓？”
“不可能。调阅记录里除了名字，还有工作单位。写的是省厅刑侦总队。”
林小禾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沈微澜：“你是说，有人用你的身份信息，调阅了你父母被杀案的卷宗？”
“是。”
“那个人要么是在省厅内部有权限，可以改记录。要么是黑客级的水平，能进系统做手脚。不管哪一种，都不是普通人。”
沈微澜点点头。
她还想到了一件事，但没有告诉林小禾。那个不断给她寄匿名信的人，信里的线索和案件编号，她一直以为是跟父母案有关的人寄来的。但如果有人在三年前就用过她的名义，那这个人在暗处盯着她，时间可能比那些匿名信出现的时间更早。
“你打算怎么办？”林小禾问。
“不知道。”沈微澜说的是实话，“我现在连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怎么打算？”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个人跟周远案有关？”
“我想过。但太牵强了。周远案是刚发生的，父母案是十年前的事。如果真有关联，那这个案子就是冲着我来的。但我只是一个侧写师，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林小禾看着她，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
“你有时候太小看自己了。”林小禾说，“也许不是你没有价值，是别人不让你知道你有价值。”
这句话在沈微澜的脑子里转了几圈，没有找到落点，就那么悬着。
吃过午饭，两个人回到技术科。
沈微澜重新把那三张照片铺开，从头看。她要找一个之前可能遗漏的细节。
第一案，愤怒的脸。死者是一名三十二岁的女性，独居，职业是广告公司设计师。死亡原因是氰化钾中毒，毒物混在蜂蜜水里。现场没有打斗痕迹，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门窗都是锁好的。
这意味着凶手是死者认识的人，或者是某种方式让死者自己开门放进来的人。
第二案，哭泣的脸。死者是一名四十五岁的男性，中学教师，一家人住在一个中档小区里。案发时妻子和孩子不在家，死者用领带自缢，但法医报告里提到一个细节——死者的手腕上有轻微的缚痕，像是在被绑过之后又解开了。
自缢的解释是，死者可能先用某种方式控制住了自己的手，然后松开了。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是自杀，没必要多此一举。
第三案，笑着的脸。死者是一名二十八岁的男性，无业，吸毒人员，死在城中村的地下室里。死因是被利器刺穿心脏，凶器未找到。现场有搏斗痕迹，死者手上有防御伤，说明他死前有过反抗。
三个死者，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社会阶层。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住在锦城，都死了。
沈微澜翻到第二案的完整卷宗，仔细看那一处缚痕的记录。法医的原文是：“双腕背侧可见条索状皮下出血，宽约0.5cm，环绕腕部近一周，边缘清晰。符合被绳索或类似物约束后解除形成的痕迹。”
被绑过，又解开了。
如果凶手只是要杀人，没必要先绑再解。绑上是为了不让对方反抗，解开是为了什么？
为了伪装成自杀。
沈微澜翻到第二案的现场照片。死者坐在椅子上，脖子上系着领带，领带的另一端绑在吊灯上。他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姿态自然，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如果不看那份法医报告，任何人第一眼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自杀现场。
但手腕上的缚痕说明，他死的时候手是被绑着的，死后才被人解开。
凶手在完成杀人之后，做过现场清理和伪装。
这说明凶手有反侦察意识，而且不是第一次作案。
沈微澜把第二案的材料放下，拿起了第一案。
第一案的死者是中毒死的，体内检出氰化钾。氰化钾是一种剧毒物质，起效极快，几分钟内就能致死。死者体内检出的浓度很高，说明她喝下的蜂蜜水里被投入了大量的毒物。
蜂蜜水是死者每天晚上都要喝的。这是她的生活习惯，一个跟她很熟的人才会知道。但卷宗里的调查记录显示，死者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同事说她性格内向，不怎么跟人来往，唯一的社交活动是每周去一次健身房。
凶手是怎么知道她喝蜂蜜水的习惯的？要么是观察过她一段时间，要么就是她主动告诉过某个人。
而凶手选择了投毒这种方式，而不是更直接的手段。投毒需要提前准备，需要拿到氰化钾，需要进入死者的家中把毒药放进蜂蜜水里。
这说明凶手不是临时起意，是预谋。
第三案，笑着的脸。沈微澜把那张照片拿近了一些，仔细看那张用血画的脸。血已经干了，变成了暗褐色，在照片上看起来像是某种古老的墨迹。那张脸的表情是笑，但不是欢快的笑，是那种空洞的笑，眼睛是两个实心的黑点，没有瞳孔，没有眼白，就那么黑漆漆地看着镜头。
沈微澜盯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
她想到了一件事。
第三案的现场墙上，凶手用自己的指纹印出了那双眼睛。指纹是独一无二的，是最容易留下痕迹的东西，也是最容易暴露身份的东西。一个聪明到能用多种手法杀人、能伪装自杀、能反侦察的人，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所以指纹不是失误。
是签名。
凶手在说：“这就是我。你能拿我怎么样？”
沈微澜把三张照片收在一起，按案发顺序排好。她盯着这三张照片，脑子里所有的线索像碎片一样旋转着，慢慢地向一个方向汇聚。
她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让她的后背冒出一层冷汗。
“小禾，你帮我查一个东西。”她说。
“查什么？”
“第一案到第三案的案发时间，精确到小时。”
林小禾打开电脑，调出数据库，输入查询条件。几秒钟后，屏幕上弹出了一行数据。
“第一案，案发时间大约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死者第二天早上被发现。第二案，案发时间在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死者第二天上午被发现。第三案，案发时间在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死者当晚被发现。”
“间隔呢？”
“第一案和第二案之间隔了七天。第二案和第三案之间隔了六天。”
沈微澜在心里算了算：“不是固定的间隔。但案发时间越来越早，从晚上的十点到凌晨的两点，再到晚上的九点。没有规律。”
“你想到什么了？”
“我想到一个问题。”沈微澜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为什么没有第五个死者？”
林小禾愣了一下：“什么？”
“周远是第四名死者。前三起案件的墙上有脸，周远没有。如果凶手一直在用墙上的脸传递信息，那周远的死就是一次中断。要么是凶手来不及画脸，要么是凶手觉得不需要画了。”
“不需要了？”
“因为他要说的已经说完了。”沈微澜拿起那张写了数字的纸，指着那个大大的“1”，“如果倒计时是3-2-1，那周远的死就是那个1。”
林小禾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沈微澜把纸折好，塞进口袋里。
“我去找顾深。”
顾深不在办公室。
沈微澜打他的电话，响了六声没接。她发了一条消息：“有事，关于标记的规律。”
等了五分钟，没有回复。
她又打了一遍。这次响了两声就接了，电话那头有风声，还有汽车经过的声音。
“说。”顾深的声音很低。
“你在哪？”
“车上。往城东走，有个现场。”
“什么现场？”
“刘建国回来了。”
沈微澜握着手机的手紧了一下。
“你是说六年前那桩悬案的嫌疑人？刘建国？”
“不是嫌疑人。是关系人。他在三天前入境，今天上午有人报了一个失踪，地址是他六年前在锦城的住址。我现在过去看。”顾深顿了一下，“你那个规律，等我回来再说。”
“我跟你一起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上车。我在总队门口，等你三分钟。”
沈微澜挂了电话就往外跑。林小禾在后面喊了一声“什么情况”，她已经跑出了走廊，下了楼梯，穿过一楼大厅的时候差点撞上一个往外走的同事。
总队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SUV，顾深坐在驾驶座上，副驾驶的门开着，专门给她留的。
沈微澜拉开车门坐进去，安全带还没系好，车已经蹿了出去。
“具体什么情况？”她一边系安全带一边问。
“城东派出所今早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说一个中年男人在居民楼里昏倒了。民警到现场发现那个人跟刘建国的特征吻合，就上报了。”顾深说着，打了一把方向，拐进了一条窄路。
“他是回来了还是从来没离开过？”
“不知道。户籍信息显示他六年前已经办了移民，但出入境记录显示他这六年里回来过三次，每次时间都不长。最近一次入境是三天前，从温哥华飞回来的。”
“他在锦城还有什么关系人吗？”
“当初报案说他妻子失踪的人就是刘建国自己。”顾深看了沈微澜一眼，“他妻子死了，第一个发现现场的人也是他。”
沈微澜靠在座椅上，看着车窗外快速后退的行道树。她脑子里正在快速重新整理六年前那桩案子的信息——妻子被勒死，凶器是钢琴弦，现场没有提取到有效证据，刘建国在案发三个月后移居国外，案子一直搁着。
现在刘建国突然回来，而且是回来之后第三天就被人发现昏倒在某个地方。
这不是巧合。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分钟，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停下。这是一片建于九十年代初的小区，外墙的涂料已经斑驳脱落，露出了灰色的水泥底子。小区里没有电梯，楼道的窗户破了几个，用塑料袋和旧报纸糊着。
楼下停着两辆警车，几个民警站在单元门口。
顾深下了车，亮了一下证件，带头往楼上走。
刘建国的房子在五楼，也是顶楼。楼道里的灯坏了大半，越往上走越暗。沈微澜跟在顾深身后，踩着楼梯上的灰尘和碎屑，一步一个脚印。
五楼有两户人家，一户的门是新的防盗门，另一户是老式的木门，门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福字，边角已经翘起来了。
几个民警站在那扇木门前。
“人已经送医院了。”一个年轻的民警说，“我们到的时候他倒在客厅地上，没有意识，呼吸很弱。叫了急救，后来把人拉走了。现场我们没动。”
顾深点点头，推门进去。
屋子里的空气有一股霉味，混着某种说不出来的酸臭，像是食物腐烂的味道。门窗都关着，窗帘拉了一半，客厅的光线很暗。
沈微澜站在门口，先让眼睛适应了一下光线，然后才开始观察。
客厅不大，大概二十来平方，家具很旧，像是九十年代的风格。茶几上有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衣服、洗漱用品、几本书、一个充电器。
行李箱的旁边有一个水杯，杯子里还有半杯水。
杯子的对面，地板上有一片不太明显的深色痕迹，不大，大概巴掌大小。
沈微澜蹲下来看那片痕迹。不是血，颜色偏黄，边缘有一圈干了的印记。
“尿渍。”她说。
顾深走过来看了一眼：“人昏过去的时候大小便失禁，正常。”
沈微澜站起来，继续看其他地方。客厅的墙上没有什么异常的痕迹，没有画，没有血，甚至没有什么装饰品。墙面是白色的，有些地方泛黄，有些地方掉了漆皮。
她走进卧室。
卧室比客厅更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她伸手摸了墙壁上的开关，灯没亮。然后想起来，这个房子空了六年，水电早就断了。
她用手机的手电筒照了一圈。
卧室里有一张床，床上铺着被褥，被褥有被人睡过的痕迹。床头柜上有一个烟灰缸，里面有五六个烟头。衣柜的门开着，里面挂了几件衣服，不多，看起来像是临时放的。
沈微澜的视线落在床头柜上。烟灰缸旁边有一个相框，相框玻璃上落了一层灰，但能看出里面是一张合影——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三个人都笑着，看起来像是某个家庭的普通合影。
如果那对夫妻是刘建国和他的妻子，那孩子就是他们的孩子。但卷宗里没提过他们有孩子。
沈微澜打开手机相机，拍了那张照片。
她正准备走出卧室的时候，看到了床垫下面的一个角。
那个角露在外面，看起来像是某种纸张或者信封的边缘。她用两根手指把它抽出来——是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邮戳，没有收件人姓名，封口是开的。
她把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折了两折的白纸。
展开白纸，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用黑色圆珠笔写的，字迹很潦草，像是在很匆忙的情况下写的：
“她看到那张脸了。”
沈微澜盯着这行字看了三秒钟。
她的手指不自觉地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这行字的笔迹——她在什么地方见过。不是完全一样，但那种运笔的方式，那种起笔和收笔的习惯，像某个人。
但她想不起来是谁。
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像是有一个东西明明在嘴边，但就是说不出来。
“沈微澜。”顾深在外面喊她。
她把那张纸折好，放回信封，拿着信封走出来。
客厅里多了一个人。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法医，正蹲在地上检查那片尿渍，旁边站着顾深。
“发现什么了？”顾深问。
沈微澜把信封递给他。
顾深接过去，抽出纸张，看了一眼那行字。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看完之后，他把纸重新折好，放进信封，沉默了几秒。
“你认识这笔迹？”他问。
“好像见过，但想不起来。”
“那就想到想起来为止。”
他把信封收好，看向那个法医。法医站起来，摇了摇头：“不是尿，是羊水。”
沈微澜和顾深同时看向她。
“羊水？”顾深问。
“对。这个女人怀孕了，羊水破了，但这个量不对。正常的羊水破裂应该是大量液体涌出，这里只有巴掌大小的一片，说明不是正常破水。”
“说明什么？”
“说明她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法医说，“人死了之后，体内的液体会因为腐败和压力慢慢渗透出来。这里的羊水量加上周围的环境温度，我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大概在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时之间。”
顾深走到行李箱旁边，蹲下来翻了翻里面的东西。衣服都是男式的，没有女性的衣物。洗漱用品只有一份。书是几本英文小说和一本中文的旅游指南。
“行李箱是他自己的。”顾深说，“三天前入境，昨天或者前天住进这里，然后有人来过了。”
“你怎么知道有人来过了？”沈微澜问。
顾深指着茶几上的两个杯子。一个是不锈钢保温杯，杯盖拧开放在一边；另一个是玻璃杯，里面还有半杯水。
“两个杯子，一个保温杯是他自己的，另一个玻璃杯是房子里的。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为什么用两个杯子？他在等人。”
沈微澜的心跳加快了一点。
“等谁？”
“等那个让他回来的人。”
顾深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变了。
“知道了，马上过来。”
他挂了电话，看着沈微澜：“刘建国在医院醒了。”
两个人下楼的时候，沈微澜的脑子里一直在转那行字。
“她看到那张脸了。”
“她”是谁？刘建国的妻子已经死了六年了。如果“她”不是妻子，是谁？
还有那张脸。什么脸？是墙上画的那种脸吗？如果是，那刘建国跟之前的案件就有直接关联。
车子开往医院的方向。顾深一路没说话，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但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关节发白。
锦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城中心，离那个老小区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顾深把车停在急诊大楼门口，下车的时候步伐很快，沈微澜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
刘建国被安置在住院部的六楼，一间单人病房门口站着一个民警。
“里面什么情况？”顾深问。
“人醒了，但状态不太稳定。”民警说，“医生说是低血糖加上脱水，输上液就好多了。他刚才一直在说一些奇怪的话，我们没听明白。”
顾深推门进去。
病房不大，一张病床，旁边有监护仪和一些输液设备。床上躺着一个中年男人，瘦削，脸色灰白，嘴唇干裂，眼窝深陷。他看起来比六年前的卷宗照片老了不止十岁，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
但那双眼睛是睁着的。
刘建国看着顾深走进来，又看着沈微澜走进来，目光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来回了几次，然后落在了沈微澜的脸上。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发出一个很轻的声音。
沈微澜没听清。她往前走了两步，弯腰凑近了一些。
“你说什么？”
刘建国的嘴唇又动了一次，这次声音大了一点。
她说：“你来了。”
沈微澜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这不是刘建国在说话。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像是在水里泡了很久的声音，从刘建国干裂的嘴唇里发出来，但那个声音不属于他。
“你来了。我以为你不会来。”
沈微澜后退了一步，转头看向顾深。
顾深的表情终于变了。他盯着刘建国的脸，眼睛里有一种沈微澜从没见过的光。
那不是惊讶，是确认。
像是他一直等的那个东西，终于出现了。
“你是谁？”顾深问。
刘建国的目光从沈微澜身上移开，转向顾深。他的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往上弯，弯成一个弧度。
那不是刘建国的笑。
那张苍老的、灰白的脸上，长出的是一张孩子般的、天真的、不带任何恶意的笑。
然后那个声音又响起来，这次一字一顿：
“你不记得我了吗？”
顾深的瞳孔猛地一缩。
沈微澜的指尖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那不是外界的刺激，是她体内的某种东西在预警。当一个人的身体在告诉她“危险”的时候，总是先从指尖开始，然后是手腕，然后是整条手臂。
她看着刘建国的脸，看着那张不属于他的笑容，脑子里所有的线索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捏在了一起。
四张照片。
三张脸。
两个杯子。
一行字。
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声音。
全部指向同一个方向——
刘建国不是刘建国了。
或者更准确地说，现在说话的这个“人”，不是刘建国。
病房里的监护仪发出规律的“嘀嘀”声，像是某种倒计时。
顾深往前走了一步，站到病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刘建国。
“你是谁？”他问，声音压得很低。
刘建国的嘴唇翕动着，那个声音又出来了，这次更清晰，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在练习了很久之后终于有机会说出来。
“你给我取的名字。你忘了吗？”
顾深的手握成了拳头。
沈微澜看到他手腕上的青筋暴了起来。
“你说我是你见过最好看的。”刘建国嘴里的声音带着一种奇怪的甜腻，像是小孩子在撒娇，但放在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身上，那种违和感让人头皮发麻，“你说你要给我画一张脸。画很多很多张脸。”
沈微澜的后背整个都凉了。
她看向顾深。
顾深的脸色已经不能用“变”来形容了，那是崩塌。一个永远面无表情的人，在这一刻，所有的伪装都碎了一地。
他知道这个声音。
他认识这个“人”。
沈微澜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顾深今年三十二岁。六年前，刘建国案发的时候，他二十六岁，还不是重案一队的队长，只是一个辖区派出所的小民警。他出现在刘建国案的现场，不是因为权限，是因为“有人报警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他去了现场，看到了衣柜背面的那张笑着的脸。
他说：“不大，比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些小很多。”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
但他没有说，那张脸可能就是他认识的人画的。
“顾深。”沈微澜叫了他一声。
顾深没有反应。他盯着刘建国的脸，盯着那张不属于刘建国的笑容，像被钉在了那里。
监护仪的“嘀嘀”声忽然变了节奏。
刘建国的身体开始抽搐。
不是癫痫那种全身性的抽搐，是局部的、无意识的、像是有什么东西从他体内正在往外挣的那种抽搐。他的手抓住了床单，手指攥得发白，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那个不属于他的声音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痛苦的低吼。
是他的声音。
沈微澜伸手去按床头的呼叫铃，但她的手还没碰到按钮，刘建国的手就抓住了她的手腕。
那只手的力气大得不像是一个低血糖脱水的病人应该有的。
“她看到了。”刘建国说。这次是他的声音，沙哑的、破碎的，但确凿无疑是他自己的。
“谁看到了？”沈微澜问。
“她。那个女孩。”刘建国的眼睛瞪得很大，眼白上布满了血丝，“她看到了那张脸。她看到了。然后她就——”他的手猛地一松，整个人瘫回了床上，像是被什么东西抽空了所有的力气。
监护仪的“嘀嘀”声变成了连续的“嘀——”的长音。
护士冲进来的时候，沈微澜还站在病床边，手腕上留着刘建国手指抓出来的红印。
她看着医疗团队围上去做心肺复苏，看着电击的电流让刘建国的身体从床上弹起来，看着监护仪的屏幕上的线条一次次地跳动、平直、跳动、平直。
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个女孩看到了那张脸。
然后她就怎么了？
然后她就死了。
就像刘建国的妻子一样。
沈微澜转身走出病房，靠在走廊的墙上。
走廊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混着某种甜腻的空气清新剂的味道，闻起来让人想吐。
她闭上眼睛。
在黑暗中，她又看到了那张脸。笑着的、空洞的眼睛、用血画上去的、在墙上永远地笑着。
然后那行字浮上来——
“她看到那张脸了。”
不是过去时。
是现在时。
那张脸还在某个地方。
而下一个看到它的人——
沈微澜睁开眼，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的天。
天很灰，像是要下雨，但一直没下下来。
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相册，翻到了刚才在刘建国卧室里拍的那张照片。
一家三口的合影。
丈夫是刘建国，妻子是六年前死去的那个女人，中间站着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
女孩的短发，圆脸，笑得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沈微澜把照片放大。
女孩的左肩后面，墙壁上，有一块模糊的暗色痕迹。
她再次放大。
那块模糊的暗色痕迹，在不够清晰的手机照片里，只能看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但那个轮廓让她的血一下子冻住了。
那是一张脸的轮廓。
笑着的、嘴角咧开的、眼睛空荡荡的——
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