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天，李成海没有走老城区那条路。
他每天走大路上下班，早出晚归，在工地上埋头干活，中午跟工友们一起吃盒饭，偶尔接一嘴小陈的闲话，下班后回出租屋煮面吃，然后躺床上刷手机，困了就睡。
看起来和以前一模一样。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那股气味像是长在了他的鼻腔里。不管他在哪里——在工地上被水泥灰呛得直咳嗽，在出租屋里闻着泡面的味精味，甚至在梦里——他总能闻到那股甜腻腻的、让人胃里发紧的味道。它像一根看不见的线，一头拴在他的鼻子里，另一头拴在老城区那辆白色面包车上。
他拉不断。
第四天晚上，他又做噩梦了。
梦里他又去了那条断头路。这次不是傍晚，是深夜，周围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他手里有一个手电筒，光束照出去，在黑暗中切出一道惨白的口子。
他把光对准那辆面包车。
车门大开着。完全打开的那种，不是一条缝，是两扇门都朝着两边敞开，像一只张开的嘴。
他往前走。脚能动，但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软绵绵的，使不上劲。
他走到车门前面，把手电筒照进去。
车厢里有一个编织袋。和他上次在车门缝隙里看到的一样——灰绿色的，上面印着白色的字，鼓鼓囊囊的，把袋子的棱角撑得变了形。编织袋上面盖着一块深色的布，布上有一大片发黑的水渍。
他伸手去掀那块布。
然后他醒了。
心跳很快，后背全是汗。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凌晨两点十七分。和上次一模一样的时间。
他放下手机，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直看到天亮。
早上到了工地，老马看了一眼他的脸，皱了皱眉。
“你这几天怎么了？”老马递给他一瓶水，“没睡好？”
“还行。”
“眼睛跟兔子似的，”老马说，“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歇一天，别硬撑。”
“不用。”
李成海接过水，拧开盖子灌了一大口，戴上手套去干活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坐在钢筋堆上吃饭。今天食堂做的是红烧土豆和炒青菜，米饭有点硬，他嚼得很慢。小陈端着饭盒凑过来，蹲在他旁边。
“老李，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天工地上不太对劲？”小陈压低声音说。
李成海看了他一眼。“怎么了？”
“今天早上，又有警察来工地了。就是上次来的那两个。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年轻的。”小陈嚼着一块土豆，含混不清地说，“他们又找老马说话了，嘀嘀咕咕说了好一会儿。”
李成海的筷子停了一下。
“说什么了？”
“不知道。我没凑近。”小陈歪了歪头，“不过我经过的时候，听到那个年纪大的警察说了一句‘他在工地上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老马说没有，那人又问了一遍，老马还是说没有。”
李成海把饭盒盖上，放到一边。
他不想吃了。
下午干活的时候，他一直在想一件事。周建国为什么又来工地？他上次已经来过了，问过了，老马也回答过了。再问一遍同一个问题，说明什么？
说明他对老马的答案不满意。
说明他在找什么东西。
李成海用力把一根钢筋插进扎好的箍筋里，钢筋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他想找一个东西，证明“李成海不正常”。
精神有问题。疑神疑鬼。妄想症。
这三个词在李成海脑子里转了一下午。
临收工的时候，老马把他叫到集装箱办公室里。
办公室里很乱，到处是图纸和烟盒。老马坐在折叠椅上，面前放着一个搪瓷茶杯，茶垢厚得发黑。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李成海坐下。
李成海没坐。他靠在门框上，看着老马。
“今天又来了？”他问。
老马知道他说的是谁。“来了。”
“问什么了？”
老马沉默了一会儿，喝了一口茶。“老李，我跟你说实话，你别多心。”
“你说。”
“那个老周——姓周的警察——他问我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有没有说过一些‘奇怪的话’，比如觉得有人在跟踪你，或者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李成海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我跟他说没有，”老马说，“我说你就是话少，干活利索，人很正常。但他那个眼神……”
老马停了一下，摇了摇头。
“他的眼神怎么了？”李成海问。
“就是……不太对。”老马皱起眉头，好像在努力把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变成语言，“他听我说没有的时候，点了一下头，表情也没变，但他看我的那个眼神，好像早就知道我会这么说。他不是在核对你有没有问题，他是在确认我会不会替他说话。”
李成海没接话。
老马又喝了一口茶，茶水从他的嘴角漏了一点出来，沿着下巴往下淌，他用袖子擦了一下。
“老李，我再跟你说一遍，”老马的声音压得很低，“你别再管那辆车了。那个人——那个姓周的——他不是来查案的，他是来查你的。你听明白没有？他不是在查面包车，他是在查你。”
李成海当然听明白了。
他早就听明白了。
收工以后，他没有走大路，也没有走老城区那条路。他骑着电动车在城里绕了一个大圈，从城东骑到城西，又从城西骑回来。路上经过好几个派出所——不是刻意的，但他确实经过了城东派出所的大门。
那是一栋三层的旧楼，外墙刷着蓝白相间的涂料，门口停着几辆警车。大门是关着的，旁边的小门开着，能看到里面的值班室。值班室的灯亮着，有一个人坐在里面，穿着警服，低着头在看手机。
李成海没有停下来。他骑过去了。
回到家，他洗了澡，躺在床上，翻开手机。
周建国发来的那条短信还在。“没有发现异常”——这五个字像五根钉子，钉在他的手机屏幕上，也钉在他的脑子里。
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他有没有打开过后车门？有没有检查过座椅上的污渍？有没有提取过保险杠上的暗红色斑点？有没有闻过那股气味？
还是说，他根本就不想发现什么？
李成海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他想起老马说的那句“他不是来查案的，他是来查你的”。他也想起小陈说的那句“那个年纪大的警察问了好几次，老马说没有，他还不信”。
他们不信老马。
那他们信什么？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又浮现出周建国的脸。温和的，带着笑意的，眼角有很深的皱纹。那张脸看起来很亲切，像一个好说话的邻居大叔。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的后面，还有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在看他。
不是在看一个提供线索的热心市民，是在看一个麻烦。
李成海睁开眼，拿起手机，翻到相册里那些面包车的照片。他一张一张地看，看得很慢。
第三张：面包车全景。车后门开了一条缝。
第七张：保险杠刮擦处。金属亮面，没有生锈。
第八张：保险杠下方的暗红色斑点。放大，再放大。
第十二张：车底泥浆。干透了，裂开了。
第十五张：那截粉红色布条。压在右后轮下面，露出两厘米。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他没有把这些照片发给过任何人。
周建国来的时候看过他的手机，看了不到一分钟，滑得很快，没有要原片，也没有问他要。然后他们去了现场，回来以后发短信说“没有发现异常”。
如果他们真的仔细检查了现场，至少应该问他要一下照片——核对一下他拍到的东西还在不在，是不是同一个位置，有没有被人动过。
但他们没问。
他们不需要他的照片，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发现”什么。
这个念头像一把冰锥，从李成海的头顶扎进去，一直扎到脚底。
他突然觉得很冷。
他裹紧被子，缩成一团，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那张照片。
右后轮下面，那截粉红色的布条。
他突然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他把照片放大了，把画面移到车轮和地面接触的地方。他仔细看了看——车轮下面的土是松的，布条有一部分嵌进了土里，像是被车轮反复碾压过。如果面包车停了很久没动，布条不应该是这个状态。
它应该是平的，被压在轮胎下面，和地面贴在一起。
但照片里的布条是翘起来的，边缘微微上翻，像是最近才被压进去的——或者说，像是被人塞进去的。
李成海猛地坐了起来。
他说不上来这种感觉。他不是警察，不是侦探，不懂痕迹学，不懂物证鉴定。他只是一个绑了十五年钢筋的建筑工人。但他知道一件事：钢筋的位置不对，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他看了十五年，绑了十五年，闭上眼睛都能感觉到哪里不对。
这辆面包车，也哪里不对。
不是因为气味，不是因为布条，不是因为泥浆，也不是因为保险杠上的斑点。这些都对不上，但就是因为这些对不上，才对上了。
一个停了很久的报废车，为什么会有新的刮擦痕迹？为什么会有没干透的泥浆？为什么会有一条像是刚被塞进去的布条？
这些东西是新的，但车是旧的。矛盾。
矛盾就是不对。不对就是有问题。
李成海拿起手机，翻到周建国的手机号码。他的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停了大概有十秒钟。
然后他往下滑，翻到了督察热线的号码。
那是市检察院的举报平台电话，他上次搜到的。他没有存进通讯录，但号码在他的通话记录里——他上个月打过一次，问了举报需要什么材料，对方说实名举报需要提供书面材料和证据。
他没有打。
他把手机放下来，又躺了回去。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怕什么。怕死？他不是不怕。怕被打？他也不是不怕。他怕的是那种孤独的感觉——所有人都在告诉他“别管了”“差不多就行了”“你一个干工地的”，好像他坚持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错。
他闭上眼睛。
黑暗中，他又看到了那个没有嘴巴的小人。
女儿画的。爸爸的脸上没有嘴巴。
他忽然觉得鼻子一酸。
他拿起手机，翻到女儿的微信，发了一条语音。
“桐桐，睡了吗？”
过了几分钟，女儿回了一条文字消息：“妈妈说我该睡觉了，爸爸你还没睡吗？”
“爸爸马上睡。晚安。”
“晚安爸爸。别忘了你说要带我去游乐园。”
“不忘。”
李成海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关了灯。
他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凌晨一点多，他坐起来，穿好衣服，拿了手电筒，出了门。
电动车在楼下停着，他没骑。他走路去的。
老城区的夜比他想象的要黑。没有路灯，没有行人，连流浪狗都没有。只有他一个人，踩在碎砖头和沙土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手电筒的光像一把刀，在黑暗中切出一条窄窄的路。
他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那条断头路。
面包车还在。和白天一样，灰扑扑的，后车门开着一条缝。
他站在离车十几步远的地方，没有靠近。
他不想靠近。他只是想确认一件事。
他举起手电筒，对准面包车，光柱从车尾扫到车头，又从车头扫回车尾。
他确认了。
面包车的位置变了。
不是很大，大概往前移动了半米左右。但车和砖墙之间的距离变了——之前能站一个人的空隙，现在窄了一半。
有人动过这辆车。
而且是很近的事——因为车轮下面的地面有新鲜的拖痕，土是翻起来的，颜色比周围的土深。
李成海关掉手电筒，在黑暗中站了很久。
他没有靠近，没有拍照，没有捡任何东西。他只是站着。
冷风从废墟的空隙里灌进来，吹得他外套的下摆猎猎作响。
他转身走了。
回到家，他给手机定了三个闹钟。
第一个闹钟，早上六点半。起床。
第二个闹钟，中午十二点。提醒自己吃饭。
第三个闹钟，没有时间，只有一个备注：不要再去了。
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闭上眼睛。
这一次他睡着了，没有做梦。
第二天到了工地，老马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李成海从老马的眼神里读出了一句话：你的眼睛比昨天更红了。
但他没问，老马也没说。
中午吃饭的时候，小陈又凑过来了。
“老李，你今天话比平时还少，”小陈说，“是不是失恋了？”
“我没有恋。”
“那你怎么了？”
李成海嚼着饭，没回答。
小陈识趣地没再问，端着饭盒去找别人聊天了。
李成海把饭吃完，把饭盒放到一边，拿出手机，翻到那张他拍的面包车照片。他把照片放大，又缩小，又放大。
他在找一个答案。
他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但他知道，他不找的话，这个东西会一直在他脑子里转，转到他疯掉。
他已经快疯了。
下午收工前，老马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了他一个信封。
“这是你的工资。”老马说。
李成海接过信封，没有打开，直接揣进了兜里。
“还有，”老马犹豫了一下，“那个姓周的警察今天又来了。”
李成海抬起头。“又来了？”
“对。这次他问得更详细了，问你是不是经常一个人待着，是不是不喜欢跟人说话，有没有跟工友发生过冲突。”老马皱着眉头，“我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些，他说‘常规了解’。我就没再问了。”
“他没说别的？”
“说了。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老马看着李成海的眼睛，“他说‘如果李成海再有什么异常举动，麻烦你第一时间联系我’。”
李成海靠在门框上，看着外面的天色。夕阳把整个工地照成了橘红色，钢筋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很长。
“老马，”他说，“你觉得我正常吗？”
老马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声。“你正不正常你自己不知道？”
“我不知道。”
老马看着他的脸，笑容慢慢收了回去。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李成海没想到的话。
“我觉得你太正常了。正因为你太正常了，他们才觉得你不正常。”
李成海看着老马，老马看着李成海。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谁也没说话。
然后李成海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他站在工地上，抬头看了看天。天很高，很蓝，有几朵云正在往东边飘。
他摸了摸兜里那个信封，感受了一下钞票的厚度。
然后他从另一个兜里掏出手机，翻到周建国的名片。
他没有打电话。
他打开了相册，找到那辆面包车的照片，全选，然后按下了删除。
十七张照片，一秒之内，全部消失。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戴上安全帽，走回了钢筋区。
这一天，他收了工没有走老城区。
他也没有走大路。
他骑到一个他从没去过的地方——城东的一条街上，在一家五金店门口停了车。他进去买了一把手电筒，强光的，能照两百米。还买了一把美工刀和一卷黑色垃圾袋。
老板娘问他是不是装修用，他说是。
出了五金店，他又骑到一个路边摊，买了一个旧款的数码相机。摊主是个老头子，相机是二手的，屏幕上有划痕，但能用。李成海试了一下，拍了张照片，看了看效果，还行。他问多少钱，老头子说三百。他没还价，给了三张一百的，把相机揣进外套内兜里。
回到家，他把新买的东西放在桌上，看了看，然后收进了衣柜里，和那两个自封袋放在一起。
他又看了看手机里那些被删除的照片——删了，但最近删除里还有，三十天后才会永久删除。他没有恢复，也没有彻底删掉。
他就让它们在那里待着，像一个他还没想好要不要打开的抽屉。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他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真相是那辆面包车里什么都没有，那周建国为什么要把车往前推了半米？
一个正常的警察，勘查完现场，会把车挪动吗？
不会。
那他会。
这说明什么？
李成海不知道。
但第二天早上，他到了工地之后，做了一件事。他给督察热线打了一个电话。
“你好，我想实名举报江北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周建国。”
“请问举报什么事由？”
“他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涉嫌隐瞒案件线索，以及对他人的威胁、恐吓行为。”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说：“请您提供书面材料，邮寄到以下地址……”
李成海从兜里掏出一支笔，把地址记在了手心上。
挂了电话之后，他突然觉得整个人都松了一些。
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好像他把一个很重很重的东西，从自己肩上取下来，放到了别人的桌上。
不管那张桌子是不是真的会接住它。
至少他放下了。
那天傍晚收工，他走到电动车旁边，正准备上车，手机震动了。
是一条短信。
他打开一看，是周建国发来的。
“李先生，关于你之前举报的那辆面包车，我们已经结案了。感谢你的关注。城东派出所，周建国。”
李成海看着这条短信，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手机揣回兜里，骑上电动车，往左边拐了。
他决定走大路。
电动车开出去大概两百米的时候，他突然捏了刹车，停了下来。
他看着前方。大路两边的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连成一条线，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又看了看右边。
老城区的方向，一片漆黑。那片漆黑里，有一辆白色面包车，车门开着一条缝，里面有一个编织袋，编织袋上面盖着一块布，布上有一大片发黑的水渍。
这是他的想象。他没有证据证明那些东西真的存在。但他看到了，闻到了，感觉到了。
他握着车把，在路口停了一分钟。
没有人经过，没有车经过。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他一个人，和一个选择。
走大路。或者走右边。
他拧动车把。
电动车往前动了一下。
然后他往右拐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
他骑着电动车在老城区转了很久，把每一条能走的路都走了一遍。他用新买的相机拍了三百多张照片——废墟、小巷、废弃的楼房、垃圾堆、流浪狗，什么都拍。当然也拍了那辆面包车。
他拍了它的每一个角度。车头、车尾、两侧、车底、车轮、保险杠、后车门缝隙、那截粉红色的布条。他拍了车周围的地面、脚印、轮胎印、烟头。他甚至拍了远处的砖墙、墙上的“拆”字、墙后面的那片空地。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拍这么多。可能他是在害怕——害怕自己忘掉什么，害怕自己漏掉什么，害怕自己错过那个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答案。
他拍完最后一张照片的时候，手机响了。
前妻打来的。
“李成海，你女儿明天学校开家长会，你到底来不来？”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来。”
“几点能到？”
“九点之前。”
“那行。你别迟到了。上次你说来，结果没来，她哭了一晚上。”
“这次一定来。”
挂了电话，他看了看时间。凌晨十二点四十七分。
他骑着电动车往家走。路上没人，只有路灯和他作伴。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但很舒服。
到楼下的时候，他把电动车锁好，上楼，开门，关门。
他没开灯。在黑暗中站了几秒钟，然后走到阳台，点了一根烟。
他抽着烟，看着对面那栋楼的窗户。大多数窗户都是黑的，只有零星几户亮着灯。他不知道那些亮着灯的人在做什么，也许在等孩子回家，也许在看电视，也许和他一样，在阳台上抽烟。
他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很大，很大，大到可以藏住很多东西。
他抽完烟，把烟蒂掐灭在花盆里，回屋，躺到床上。
他翻到女儿的照片。那张蜡笔画，三个小人，爸爸那个没有嘴巴。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闭上眼睛。
这一天，他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不是今天做，也不是昨天做，可能是一个星期前就做了，只是到今天才承认。
他要把这件事查下去。
不管结果是什么。
不管周建国想让他知道什么，不想让他知道什么。
不管别人说他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他要查下去。
因为他的眼睛看到了。
而他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