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终还是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不是因为她说得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三年来，我从没拒绝过任何一个求助者。
这是我给自己的规矩，也是我做这份公益调解的底线。
我不能因为一点没来由的怀疑，就让一个等了二十三年的母亲继续等下去。
万一她是真心的呢？
万一她真的只是运气不好、遇不到能帮她的人呢？
我打开文档，把她发来的信息整理了一遍。
周桂兰，五十三岁，籍贯山东济宁，现居河北保定。丈夫刘福生，2022年因病去世。大女儿刘雪，1996年溺水身亡。小女儿刘小雨，1999年走丢，当时四岁。
从2000年开始，她踏上了漫长的寻亲路。
二十三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乌鲁木齐……几乎跑遍了全国。
她给我发来了厚厚一沓车票的照片，火车票、汽车票、飞机票，加起来少说有上千张。
还有寻人启事的复印件、电视台采访的视频截图、各地救助站的登记记录。
每一份材料都按时间顺序整理好，用文件夹夹着，编了号。
非常……有条理。
太有条理了。
我皱了皱眉，把这些资料存进了一个单独的文件夹。
然后我打开了另一个文件夹。
那里存着我三年来做过的所有案例。
我不是什么大V，但三年的公益调解做下来，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和人脉。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国范围的寻亲志愿者网络。
每个省份都有志愿者在做DNA比对、寻人登记、信息核实的工作。他们有自己的数据库，有公安部打拐系统的对接渠道，有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
我把周桂兰的情况整理好，发给了河北片区的志愿者负责人老赵。
老赵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退休刑警，人脉广，消息灵通，在志愿者圈子里很有威望。
我和他合作过很多次，信任度很高。
「沈老师，这个案子我查过了。」
三天后，老赵给我回了电话。
「周桂兰这个人确实存在，济宁那边的户籍信息我调到了。刘小雨1999年报过失踪，2000年立案，后来一直没消息。」
「但是？」我听出了他话里的转折。
老赵沉默了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