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万和走了以后，我拎着水桶回了锅炉房，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板站了一会儿，手心里全是汗。我把桶放下，甩了甩左手，刚才擦脸的时候余光扫见他停在门口了，他看我的时候那个眼神我认得——跟钱场长头一回看我的时候一样，琢磨人那种。
当晚我照常值夜。十点锁了大门，十一点添了煤，十二点又添了一回。一点多的时候我躺床上没睡，竖着耳朵听院子里的动静。风呼呼地刮，窗户缝里漏进来的风声呜呜的，像有人蹲在窗根底下哭。除了风声啥也没有。
两点多我迷迷糊糊睡过去了，忽然听见一声响，短促、清脆。我睁开眼，屋里漆黑，煤油灯早灭了。又一声——当当。这回我听清楚了，是从后院来的，还是那间停尸房。
我穿上鞋走出去，月亮亮得晃眼，整个院子惨白一片，看着瘆人！推开停尸房门的时候我就故意放轻了手脚，结果那声音停了，屋里安安静静的，就剩我自个儿的呼吸声。我站在门口没动，等了一会儿，那手指又响了——嘎，嘎，嘎。还是那个女的，还是那个节奏。
我走过去掀开白布。她脸色比昨天更灰了，嘴唇发紫，那股苦味比白天又浓了几分。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她嗓子里挤出几个字，比昨天更弱：“还……有……一个……”
我说：“还有什么是绿的？”
她手指动了动，像是在指什么方向，但已经抬不起来了。我顺着她手指的方位看过去——东南边，那是红河路的方向。
“那一个在哪儿？”
她没再说出话来，嘴里只剩咕噜咕噜的气声。我等了大概半分钟，她彻底安静了，手指垂下去不动了。我伸手探了一下她的颈侧，凉透了。这回是真走了，昨晚上那一口气撑到今天，就为了把话说全。
我盖好白布，回到值班室点亮煤油灯，翻开本子在那三个字底下加了一行：又开口了，说还有一个。方向东南，红河路。人是真走了，没欠债。
我盯着本子看了好一会儿。
“还有一个”什么意思？还有一辆绿卡车？还有一个目击者？还是她死的那条路上，除了她还有别人？她指的方向像是指东南红河路那边……红河路那么长，纺织厂那段？难说…我翻了翻脑子里上辈子攒下来的那些玩意儿，死人临了说“还有一个”，多半是现场还有另一个人。不是凶手同伙，就是还有另一个受害者。但送她来的时候钱场长说了，就她一个。
那“还有一个”是谁？
我想了半天没想通，把本子塞回枕头底下，摸了摸枕头底下皱巴巴的本子，指尖蹭到纸页磨出来的毛边，躺下了。过了大概半分钟又坐起来，重新把本子掏出来，把“还有一个”这句话单独画了个圈。
天亮以后我照常上班，该烧炉烧炉，该搬尸搬尸。那女的排在上午第三炉，我把她推进去之前站在台面前头停了一下，低头说了一句：“你交代的事我办了，话也递了，人抓着了。你说的那个，我去看看。”
然后合上炉门，点着了火。火苗子蹿起来的时候我好像听见炉膛里轻轻响了一声，跟之前那敲击不一样，挺柔的，像是松了口气。
中午我揣着本子出了门，没走大路，从火葬场后墙翻出去的，走田间小路绕到红河路。纺织厂门口那段路我走了一个来回，水泥路面，两边是厂房围墙，墙上刷着大标语，红色的字褪了一半。路中间有一片颜色不一样的水泥，发深，巴掌大的一个印子，像是血渗进去没刷干净。我蹲下来看了看，印子旁边有一道刹车痕，很浅，不仔细看根本瞧不出来。那刹车痕是斜的，从路中间往右边拐，说明车本来在路中间，忽然往右打了方向。
往右打方向是为了躲东西。
我站起来看了看右边——路边是纺织厂的围墙，墙根底下有一道窄沟，沟里长满了草。我拨开草往里看了一眼，草根底下压着一块碎布，灰蓝色的，像是工作服上刮下来的。我捡起来翻了个面，布角上有半个红字，印上去的那种——跟纺织厂工人胸前的厂标一样。
我蹲在路边捋了捋兜里碎布，脑子里拼整件事脑子里把这几件事串起来了：深色卡车，右眼疤司机，一个人死了，她说“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如果也是个人呢？也穿着纺织厂的工作服，也站在路边。车本来在路中间开，忽然往右打了方向，撞到了一个人，然后又拐回来，撞上了第二个。司机把第一个撞倒的人运走了，把第二个留在现场当了替身。所以所有人都以为死的是那一个，那另一个呢？运到哪去了？还活着吗？
我把那块碎布塞进兜里，往回走。走到半路拐去供销社又买了个信封，还是那种黄皮的。这回我没用左手写，我用右手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公安局的号码，我昨天从姜万和工作证上看了一眼记住了。底下加了一行字：红河路纺织厂门口往东五十米，围墙根沟里捡的。
然后把那块碎布叠好塞进信封，封口，路过了公安局门口就塞进去了。
我站在街对面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进去的时候顺手把信捡了起来，回了屋里才转身走。当天下午赵解放拿着信封冲进姜万和办公室的时候，姜万和正在看车祸案的结案报告。赵解放把信封往桌上一拍：“又来了。”
姜万和划开信封倒出来一块灰蓝色的布角，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跟上次不一样，这次工工整整的，像一般人写的。但纸条本身的纸质跟上次一样，裁得也齐。姜万和拿起布角看了看，翻到有字的那一面——一个红印的一半，他认出来那是纺织厂的标。
他抓起电话拨了纺织厂保卫科：“你们厂最近有没有失踪人口？”
对方想了半天说有一个，前半个月上夜班没回家，家属报了失踪，但人一直没找着。“男的女的？”“男的，三十多岁，夜班看门的。”姜万和放下电话，把布角和纸条并排放着，看了好一会儿。“赵解放，去纺织厂门口往东五十米，围墙根沟里，找。”
赵解放带人去了，扒开草找了一下午，在沟底翻到一块压变形的铁皮——像是从车上掉下来的部件，还有一小片干了的血迹。当天晚上姜万和又去了趟火葬场，这回他没进门，就站在大门外头那根大烟囱底下抽烟。他抽完一根又点了一根，抬头看着二楼值班室那扇亮着煤油灯光的窗户，里头那个瘦瘦小小的影子影影绰绰的，在灯底下坐着。
他把第二根烟抽完了，在地上碾灭了，转身回去了。
值班室里，何久玲坐在床沿上，透过窗户缝看见底下那个黑影子站了好久，然后走了。她把窗帘撂下来，翻了个身躺下了。
第三天，那辆军绿解放卡车的车厢底板被撬开。底板底下夹层里，蜷着一具男尸，三十来岁，穿灰蓝工作服，胸前缺了一块布。
法医说死了快半个月了，窒息死的，被人塞进去的时候还是活的。
姜万和站在车旁边，看了一眼抬出来的尸体，把那张匿名纸条从兜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那行工工整整的字底下，他用笔轻轻划了一道。
然后他把纸条折好塞回口袋，发动车子往东开了。四十分钟以后，他的车停在火葬场门口。这回他没站门口，直接推门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