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去心理咨询中心的时候，刘医生没有让我坐太久。
窗台上那盆绿萝还在原来的位置，叶子从盆沿垂下来，比上次来时又长了一些。那片最黄的叶子已经落了，落在盆土上。旁边那片新叶子倒是长大了不少，颜色从浅绿变成了深绿。我盯着那片新叶子看了一会儿，想起第一次来的时候，刘医生说过这盆绿萝冬天差点死了，后来自己活了过来。
刘医生今天没有拿茶杯。她坐在我对面，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手指轻轻拢着，没有敲击，没有搓动，就是安静地放着。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她脚边的地板上。她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然后移开了——不是回避，是在想该怎么说。
“晞然，今天我想跟你妈妈单独谈一谈，”她说，“你先在外面坐一会儿，好吗？”
我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出了治疗室。走到妈妈身边时，我的脚步不自觉地放慢了——每次要跟妈妈说点什么，我都会先在心里反复练习好几遍，练到确定每个字都不会出错才开口。“刘医生，想单独和你聊聊。”我说。我妈从我旁边站起来，把手里那个布袋子放在椅子上，布袋子歪了一下，她伸手扶正，然后走进刘医生的房间，把门带上了。她关门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
我在接待室的布沙发上坐下来，手指下意识地摸到沙发扶手上那块磨损的布面——每次来我都坐在这个位置，这块布面已经被我摸得有些起毛了。茶几上还放着上次那个纸巾盒，我把那张露出来的纸巾抽出来，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又拆开，再折，直到我不能再折动。细小的纸屑落在膝盖上，我用手指把它们一颗一颗拈起来，放进茶几旁边的垃圾桶里。
墙上的时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每跳一下就发出一声很轻的咔哒声。那个声音很规律，规律到让我觉得不舒服——它一直在往前走，而我被困在这个沙发上，等着别人决定我接下来要去哪里。我听不到里面在说什么，但偶尔能听到刘医生的声音——很平稳，不快不慢，像是在解释什么。我妈的声音几乎没有传出来，她一直是这样，在别人面前说话声音会变得很小，像是怕打扰谁。
我的腿开始抖，不是那种大幅度的抖，是膝盖在轻轻晃动，鞋底在地板上蹭出细微的沙沙声。我把手按在膝盖上，想让它停下来，但手一拿开，它又开始了。这个动作我自己都没注意到，直到旁边一个也在等候的女人看了我一眼——不是那种嫌弃的眼神，就是很普通地看了一眼，提醒了我。但我立刻把腿收住了，把两只脚并拢，端端正正地坐着，像一个被老师点了名的学生。我的心跳却更快了——她是不是觉得我很奇怪，她是不是看出我哪里不对，她会不会去跟护士说那个坐在沙发上的女孩一直在抖腿。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转到后来我自己都笑了——她只是看了我一眼，什么都不会做。但我不敢放松，我怕一放松腿又会开始抖，又会被人看到。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门开了。我妈先走出来，她低着头，眼睛有些发红，不像有哭过的痕迹——也许是忍住了。她的手指在布袋子的提手上反复搓着，那个动作我太熟悉了。她走到我面前，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然后她看了看我
“走吧，”她说，“咱们去区人民医院看看。”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巾——是她自己刚才攥着的，边角已经皱成了一小团，纸巾上还有几道指甲掐过的痕迹。她大概和我一样，在紧张的时候需要一个东西来握住。
刘医生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我经过她面前的时候，她轻声说了一句：“晞然，你很好，你没有做错什么。”我停下脚步，抬头看了她一眼。我想说“谢谢”，但这两个字堵在喉咙里，怎么推都推不出来。我张了张嘴，最后只是点了一下头，然后低下头快步跟上了我妈。
去区人民医院要坐三站公交。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我妈把零钱提前攥在手里，硬币在掌心里碰了几下，发出很轻的金属摩擦声，然后安静了。她的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白印——是被包带子勒的。她今天带了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我以前的病历本、几张检查单，还有那本翻旧了的健康宣传册。布袋子的拉链没有完全拉上，露出宣传册的一角，封面上的蓝字已经褪成了浅灰色。
“刘医生说，”她开口，声音有些干，“她说你这种情况，需要去精神科看看。”
“精神科！”这三个字落在公交站台嘈杂的背景音里——旁边有人在打电话，有个小孩在哭，一辆摩托车按着喇叭开过去，但它们还是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她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妈继续说，好像在跟自己说，“不是那种……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就是专门看情绪和睡眠的科室，她说区人民医院有专门的医生。”
我不知道刘医生有没有对我妈说那句话——“她不是在怪你没有照顾好她，她只是在等冬天过去。”但我想，我妈大概从刘医生那里听到了什么，让她终于下决心带我去精神科。是什么话呢。是不是刘医生告诉她，我的问题不是在装病，不是在想太多，不是过一阵就会好。是不是刘医生告诉她，我的大脑里有一些东西失衡了，需要用药物来调节。是不是刘医生用了“精神科”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妈没有像以前那样回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我是不是……”我开口，说了三个字又停住了。我想问“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但这句话太长了，我的喉咙在半路把它截断了。公交车来了，发动机的声音盖过了我的后半句话，车身停在我们面前，轮胎在柏油路面上碾过，发出一声低沉的摩擦声。
我妈转过头看着我。“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们上了车，在靠窗的位置坐下。路边的梧桐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叶子已经开始发黄了。有一片叶子从枝头上旋下来，落在人行道上，被风吹得翻了个面。我盯着那片叶子，看着它在地上翻滚了两下然后停住，被后面一个路人踩了一脚，碎了。我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又开始无意识地搓校服裤子的布料，我长时间这个动作，已经把膝盖那一小片搓得起了毛球。
“你刚才想说什么。”我妈问。
我看着窗外。“我想问，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我妈沉默了几秒。然后她说：“刘医生说，你不是有问题，你是生病了。”她把“生病”这两个字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是反复练习了很多遍才敢说出口。“生病了就去看医生，和感冒发烧一样。”
和感冒发烧一样，我知道这不是感冒发烧。感冒了会咳嗽，会流鼻涕，别人看得见，别人会说“你感冒了就好好休息”。但这个病别人看不见，别人只会觉得你不爱说话，觉得你脾气怪，觉得你越来越不懂事。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是靠在车窗上，车窗有些凉，贴着额头的时候感觉很清醒。公交车颠了一下，我的肩膀轻轻撞在车窗框上，我没有躲——那种撞击让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在，没有被飘起来的思绪带走。
我妈伸手把我额前的一缕头发拨到耳后。她的指尖有些粗糙——是收银按键盘按的，指尖上有一层薄薄的茧。她的手放回自己膝盖上，拇指又开始搓布袋子的提手，搓得布边起了毛。
公交车到站了。区人民医院在县城主街的东头，楼不高，灰色的外墙有些旧了，墙根处长着一排矮灌木。门诊大厅里人来人往，有人在诊室排队，有人推着轮椅，有个小孩被妈妈拉着从我旁边跑过去，手里举着一根棒棒糖，脸上还挂着没干的眼泪。我妈拉着我的手臂穿过人群，她的手心有些湿——是汗。在电梯里，她按下了六楼的按钮，手指在按钮上停了一下，好像需要确认自己没有按错。电梯门缓缓关上，把大厅的嘈杂隔绝在外面。我站在她旁边，听着电梯上升时缆绳发出的低沉嗡鸣声，感觉胃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