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人民医院的精神科在住院部楼的后面，六楼。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涌过来，比楼下大厅浓得多。走廊的墙面的上半部分是米白色的，地上铺着浅灰色的塑胶地板，刚拖过，泛着一层薄薄的水光。墙的下半截刷着淡绿色的漆，上半截是白的。靠墙放着一排蓝色塑料长椅，有三个人坐在上面，一个在打瞌睡，两个在打电话。
我妈走到护士站前面。护士是一个戴眼镜的女人，正在往电脑里输什么东西，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我妈询问精神科的办公室在哪？那个女人接过来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递出来一张表格。“先填这个，然后去那边等着叫名字。”她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精神科”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黑体的，印在一块白色的塑料牌上，边缘有些发黄——精神科。我刚才在电梯里想了一路，这三个字，现在它们就挂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我在靠墙的蓝色长椅上坐下来。我妈坐在我旁边，把那张表格放在膝盖上填。她填得很慢，每一个空都要想很久——姓名、年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写到“就诊原因”那一栏的时候，她停住了，笔尖悬在纸上，过了好几秒才落下去。我侧过头看了一眼，她写的是：“情绪低落，沉默寡言，睡眠不好，已持续数月。”她的字迹很用力，圆珠笔在纸上压出了凹痕。写完之后她又看了一遍，然后把表格递给护士站的护士。
“李医生一会儿叫你。”那个护士接过表格说。
我们坐在长椅上等，走廊里很安静，但不是刘医生那里那种的安静——那里是“你可以不说话”的安静，这里是“所有人都不说话”的“安静”。墙上贴着几张宣传画，有一张上面画着一个笑脸，下面写着“保持愉快心情”，另一张写着“按时服药，定期复查”，蓝底白字。我妈看了那张笑脸一眼，然后低下头，把手里的布袋子在膝盖上放正。
“顾晞然。”走廊尽头那扇门打开了，一个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我站起来，我妈也站起来，把布袋子的提手在手里攥紧，我跟在后面走了进去。
治疗室比我想象中的大，靠窗是一张办公桌，桌上摆着一台大屁股电脑显示器，屏幕是黑的。窗台上有许多绿植，有仙人掌还有和心理诊所一样的绿萝。房间靠墙的位置是一张浅绿色的布面沙发，坐上去很软，整个人会往下陷。靠墙还有几把塑料椅子，我妈坐在其中一把上，背挺得很直，布袋子搁在膝盖上。
李医生坐在窗台边上，他看起来很年轻，大概不到三十岁，戴着一副银框眼镜，白大褂的领口扣得很整齐。他的桌上放着很多资料，打开了一张空白的纸。他把笔拿起来，在手指间转了一圈，然后放下。“最近感觉怎么样？刘医生和我打过电话了”他问。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很平，像是在背一句准备好的台词。
“还好。”我说。这两个字已经成了我的自动回复，不自觉就从嘴里蹦出来。
他点了点头，在病历上写了几个字。然后他问了我睡眠的问题——几点睡，几点醒，中间会不会醒。问了我吃饭的问题——胃口怎么样，有没有不想吃东西的时候。问了我有没有不想说话的时候，有没有不想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活着没意思的时候。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像是按着一张清单在念。我一一回答，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他说的一些术语我听不太懂，什么“神经递质”“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我妈在旁边听得很认真，但她的眉头一直拧着。
“医生，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妈问。
李医生推了推眼镜。“简单来说，就是大脑里一些调节情绪的化学物质失衡了。”他停了一下，好像在脑子里翻找更通俗的解释，“就像……胰岛素不够会导致糖尿病一样，这些物质不够就会导致抑郁，需要用药把它调回来。”
我妈点了点头，但她眉头还是拧着。我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个解释太“高端”了。我女儿不想活了，是因为大脑里某种化学物质不够？但她没有再问。
李医生把笔放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妈。“今天先输液，先住院观察三到五天。如果没有不适，以后每天上午来输液，输完液就可以回家了。”他合上病历，站起来，走到门口叫了一声“王护士”。
几秒钟后，一个年轻护士推门进来。她大概二十多岁，脸圆圆的，扎着一个利落的马尾。带我妈去办了住院手续，让我先在治疗室输液，观察一下。后来，她手里端着一个白色托盘，里面放着酒精棉球、胶带和一根输液针。她把托盘放在矮桌上，蹲下来，让我把手伸出来。她的动作很快——橡皮管绑在手腕上，手背拍了拍找血管，酒精棉球擦过皮肤带起一阵凉意，然后针尖扎进来。我扭过头，不敢看。等胶带贴好、输液管固定住之后，我才转过头来。手背上多了一块白色的胶布，输液管从胶布下面延伸出来，一直延伸头顶上那袋透明的药水。药水滴得很慢，一滴一滴，每一滴之间的间隔像是被量过的。
王护士站起来，把托盘收走，对我笑了笑，眼角弯成两道缝，推门出去了。
输液大概要一个多小时。我妈坐在旁边，翻着她那本健康宣传册。我盯着头顶的药水袋，看着药水一滴一滴往下落。李医生说这是调节神经递质的，我想起刘医生说过的话——“你不是有问题，你是生病了，生病了就去看医生。”现在我真的在这里了，在精神科，在输液，这算不算是一个开始。
输完液之后，王护士进来拔针。她用棉球按着手背上的针眼，说：“可以了。家长先回家带一些褥子和生活物品，先住进病房，观察一下有没有不适反应。”然后她端着药盘走了，橡胶鞋底在走廊上发出细碎的摩擦声。
我从治疗室出来，经过走廊的时候，往旁边一间开着的门里看了一眼——那是活动室，里面有张乒乓球桌，几把塑料椅子，墙角一台旧电视。窗帘拉开了一半，午后的光照进来，落在浅灰色的地板上，照出一块白色的光斑。有一个女孩坐在靠窗的位置，背对着门。她扎着马尾，头发很长，垂到腰。她手里握着一个橘子，没剥，就那么握着。她的手指上贴着好几张创可贴，有些边缘已经卷起来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窗外是这个城市灰白色的天际线，几栋居民楼，一些天线，远处工厂的烟囱在冒淡淡的烟。
我没有走进活动室。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治疗室，等妈妈从家回来。后来护士给我安排的床位是靠窗第二张，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口磕掉了一小块瓷。我把自己的东西放在抽屉里——一条毛巾、一支牙刷、一本没用完的笔记本。笔记本是从家里带来的，封面印着一家银行的广告，大概是我爸存钱时给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上日光灯的灯管。灯管的一头有些发黑，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走廊里偶尔有护士推着药品工具车经过的声音，还有橡胶鞋底在地板上发出细碎的摩擦声。我妈睡在我的旁边，呼吸还算均匀；但偶尔会顿一下，然后又慢慢接上。
我小心翼翼的翻了个身，生怕吵醒我妈妈，把被子拉上来。我想起活动室里那个女孩——她手指上的创可贴，她手里的橘子，她看着窗外时那个姿势。这是第一个晚上，我不是一个人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