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姨蹲在旧货市场最角落的摊位前，手指在一堆落灰的电子垃圾里翻捡。
摊主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叼着烟卷，眯眼看她翻了大半天也没买一样东西，终于忍不住开口：“你到底买不买？”
“急什么。”苗姨头也不抬，从一堆破键盘底下拽出一个黑乎乎的铁疙瘩，“这什么？”
老头扫了一眼：“老式录像机，二十年前的东西了，早没人要了。”
苗姨没吭声，把机器翻过来看了看底部的铭牌。牌子她认识，当年职业战队统一配发的训练设备型号，能录比赛画面，也能接外接摄像头。她拍了拍机身上的灰，发现侧面贴着一张褪色的标签，上面手写着一串编号。
她认得那串编号。
那是当年她所在战队的设备登记号。
“多少钱？”
“五十。”
苗姨没还价，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拍在摊位上，拎着机器走了。老头在身后嘀咕了一句“冤大头”，她也没理。
回到小卖部已经是傍晚。陈渡不在，店里没人，她把卷帘门拉下一半，把录像机拎进地下室。
地下室不大，堆着几箱饮料和杂货，墙角一张旧桌子上摆着她修了三年也没修好的老台式机。她把录像机接上电源，试了几次，机器居然还能运转。
她从机器里抽出一卷未标记的录像带，磁带边缘有些发霉，但整体保存得还算完整。苗姨盯着那卷带子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塞进了机器。
屏幕亮起来，画面抖了几下，稳定了。
画质很差，噪点很多，像是用老式摄像头拍的。背景是一间训练室，墙上挂着她再熟悉不过的队徽——那是二十年前她效力的俱乐部。画面里有人走动，有人说话，声音断断续续，听不太清。
然后镜头对准了一张桌子。
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年轻，穿着深色西装，正在低头给桌上的选手绑止血带。那个选手很瘦，胳膊上青筋凸起，脸色苍白，嘴唇紧抿着，像是在忍着什么。
苗姨认出了那个穿西装的人。
顾鹤亭。
二十年前的顾鹤亭，比现在瘦，头发还很多，但那张脸她不会认错。他动作熟练地从桌上拿起一支注射器，针头扎进选手的手臂，推入了一管淡黄色的液体。
选手的身体猛地绷紧，手指死死攥住桌沿，没出声。
顾鹤亭拔掉针头，用棉球按住针眼，拍了拍选手的肩膀，说了句什么。选手点了点头，站起来，低着头走出了画面。
录像到这里断了，屏幕变成一片雪花。
苗姨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她认出了那个选手。
那是她自己。
二十年前，她的手就是在一次常规训练后开始出现不可逆的神经损伤，队医说是过度疲劳，她信了。后来手越来越抖，精准度直线下降，三个月后被迫退役，俱乐部连个正式的告别仪式都没给她办。
她一直以为是自己命不好。
画面里那管淡黄色的液体，她不知道是什么。但顾鹤亭的动作太熟练了，熟练到不像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苗姨关掉录像机，把带子抽出来，攥在手里站了很久。
她没声张，没打电话，没告诉任何人。她把录像带用塑料袋裹了三层，塞进地下室角落一个装杂物的纸箱里，上面压了两箱矿泉水。
录像机她没扔，擦干净了，也塞进了纸箱。
从地下室出来，她照常打开小卖部的门，照常招呼来买烟的顾客，照常跟隔壁卖水果的老板娘扯了几句闲篇。
晚上陈渡回来的时候，她正在柜台后面剥花生，面前摆着一瓶二锅头。
“今天生意怎么样？”陈渡随口问了一句。
“还行。”苗姨把一粒花生丢进嘴里，嚼了两下，喝了口酒。
陈渡看了她一眼，没再多问，转身上了楼。
苗姨听着他的脚步声消失在二楼，才慢慢放下酒杯。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那只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喝酒喝的，是老毛病。
她盯着那只手看了很久，然后把剩下的半瓶二锅头一口闷了。
第二天一早，苗姨去了趟城西的老城区。
她在一栋老居民楼里找到了一户人家，敲门敲了五分钟，才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来开门。
“找谁？”
“李姐，是我，苗苗。”
老太太眯着眼看了她半天，才认出来：“苗苗？你怎么来了？”
“进去说。”
苗姨跟着老太太进了屋，在客厅坐下，没有寒暄，直接问：“李姐，你还记得当年我们队里那个队医吗？”
老太太愣了一下，脸色变了变：“怎么突然问这个？”
“他还在不在？”
“死了。”老太太说，“五年前，肝癌。”
苗姨沉默了几秒：“他死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老太太看了她一眼，起身走进里屋，翻了一会儿，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苗姨：“他托我保管的，说如果有人来找，就交给那个人。没人来找，就烧了。”
苗姨接过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串数字。
她认出那串数字，和录像机上的编号一模一样。
她把纸条收好，站起来：“李姐，谢了。”
“苗苗。”老太太叫住她，犹豫了一下，“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别太较真。”
苗姨笑了笑，没接话，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居民楼，她站在巷子里，掏出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
地址是城郊的一个仓库，那串数字是仓库的密码。
她把纸条揣回兜里，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