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军下楼以后，王婶没有回家。
零点刚过，一楼门厅亮起一根蜡烛。烛根插在一个倒扣的搪瓷碗里，火苗被门缝里的风吹得一歪一歪。
王婶站在火边，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她把空桶挨个摆好，桶口朝上，先数到三十，再从头数一遍。
她刚把最前面一只桶往楼梯口推了半步，楼梯口就伸来一只手。
“我家先拿。”
王婶用笔敲住桶盖：“门牌。”
那只手停在半空。男人报出门牌号，王婶没有把桶递过去，只在桶旁写下号码。
“三十只，都是谁家的？”有人问。
“七楼两只，八楼三只，剩下的自己认。”王婶没抬头，“别拿错。现在拿错一只，明天就少一户的容器。”
她下午已经挨家敲过门。有人没开，她把门牌写在手背上；有人开门只问有没有水，她没答，先让对方下楼听一遍。
门厅里没有水，只有蜡烛烧蜡的细响。楼上每家都在等同一件事：有人把门打开，或者有人先把门砸开。
“周立不肯分，怎么办？”一个男人问。
王婶把笔在手里转了一圈：“先问他拿了多少，能做什么，哪些东西还没处理。知道了再说。”
“他刚才不是已经说了？一桶水两个工时。”
“那是他的价，不是全楼的份。”
“不分呢？”
王婶终于抬起头。烛光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深。她把圆珠笔压在最前面那只桶的桶盖上，笔尖朝外。
“不分，就把所有人的意见写下来。”她说，“要拿谁家的，谁自己站出来；要让谁去干活，也让那个人自己答。别拿一句‘大家都同意’替人开门。”
门厅里有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王婶把空桶往墙边推了推：“我不是来替你们抢东西的。我只是不想明早全楼都拿着空桶，等一个人决定谁能接水。”
有人说：“那你还带桶？”
“带桶是因为要接水。”
“他不给呢？”
“天亮上楼问。”
男人摸了摸手里的撬棍：“问不动呢？”
王婶看了撬棍一眼：“带着，不等于先动手。先把门外的人叫齐，谁要砸，先把自己的名字写上。”
这句话落下，门厅里安静了一会儿。有人把手里的锤子放到脚边，没有再抡。
楼梯上传来脚步。赵敏提着空桶下来了，桶沿碰过好几级台阶，响声一声比一声轻。
“你也去？”王婶问。
“我去看东西。”赵敏说。
“看完呢？”
“看完再决定要不要拿。”
王婶点点头，在手背上那串门牌后面又添了一个名字。
五楼的栏杆后，周立一直没有出声。他看得见王婶手里的名单：三十只桶没有往楼上搬，拿工具的人和门牌却已经一一对上，每一只桶旁边都留着写名字的位置。
周立的手指从栏杆上收回来。王婶没有替谁开门，却先把明早会有多少双手算了出来。
王婶抬头看见了他。
“周立，”她隔着楼梯喊，“你下来一趟。”
“有什么事？”
“把你手里的东西讲清楚。”
“讲清楚就能分？”
“讲清楚了，才知道该不该分。”
周立没有下去。
王婶也没再催。她转身对门厅里的人说：“明早第一批，十八个人。能搬的搬，能记的记，带锤子的人先把锤子放下，到了门口再问。”
人群开始分开。有人去找手电，有人回家取棉衣。三十只空桶仍围在蜡烛旁边，桶底贴着地面，像三十张等着被写上的白纸。
蜡烛烧到一半时，王婶把名单折起来，压在最前面那只桶里。
“天亮，十八个人上五楼。”她说，“先看你手里的东西。门开不开，到了再问。”
周立回到五楼。楼道里没有人追上来，只有桶壁互相碰撞的轻响，一直跟着他上了两层。
到五楼门口，王婶把十八人的名字重新念了一遍。有人说自己能搬桶但不能爬到五楼，有人说能记数量但不能碰阀门；她没有把“能来”写成“能做所有事”，只在名单后面加了两栏。
周立看见最前面那只桶的桶底有一圈冻裂，伸手摸了摸，没有把桶判成废物，也没有把它放进十八人的搬运总数。王婶让桶主明早自己答：修、换，还是只用来装不用入口的样品。
桶主把桶翻过来，裂圈里卡着一粒黑砂。他没有把砂抠出来，也没有把裂缝说成漏水，只拿粉笔在桶底边缘画了一圈，写下“待装水复看”。另一户看见后想借他的桶，桶主回答可以借空桶搬雪，不许装入口水；王婶把借用范围写在桶主名下。
门厅里有人嫌这三句话太慢，伸手想把标签撕掉。王婶按住纸角，让他先说自己要改哪一项；他说不清，便把手收回。蜡烛又缩了一下，标签没有被撕，明早的第一问也因此多了一个具体的主人。
蜡烛的火苗缩了一下，门厅里有人把手电调到最小。三十只空桶没有立刻变成三十只水桶，明天第一件要问的仍是它们各自能不能承担什么。
一个男人把自己的桶推到名单旁，说桶可以装雪，却不能保证桶底不漏。王婶让他把“可装雪、不可入口、桶底待修”写在同一张标签上；另一户只愿意提供桶，不愿意提供搬运人，两种贡献没有被合并成一项工时。
周立把三十只桶按门牌、桶主和当前状态分成三列。列与列之间留出一掌宽，方便明早逐桶复看。桶的数量先有了，能不能承载下一步仍要等主人和现场分别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