坍塌事故的第三天，陈建国被所长叫进了办公室。
所长江建平坐在那把皮面开裂的转椅上，面前摊着那份《下河街房屋坍塌事故调查报告》，上面已经盖了江岸区公安分局的章。
江建平把报告往前推了推，手指在“年久失修”四个字上点了两下。
报告写完了，性质也定了，区里很满意，街道办也松了口大气，江建平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陈建国，在看窗外堤坝方向那根冒黑烟的烟囱。
陈建国站在办公桌前，两只手垂在身侧。
“我问你一件事，”江建平终于把目光收回来，“你那天晚上又去下河街干什么了？”
杨德贵告诉他的，陈建国心里清楚，所里就这么几个人，谁几点进的门、几点出的门，一清二楚。
他如实说了，去现场复勘，发现那根承重梁有电锯切割的痕迹。
江建平沉默了一会儿，把那根没点着的烟从耳朵上取下来，在桌面上磕了磕烟嘴。
“你拍了照片？”
“拍了。”
“底片呢？”
陈建国从口袋里摸出那卷胶卷放在桌上，江建平拿起来，揣进了自己的抽屉里，锁上了。
“建国的，你在边境待过，有些事你比我明白。”江建平的称呼变了，语气也软下来一些，“咱们这个所，管的是江岸区十三万老百姓的鸡毛蒜皮，谁家狗丢了，谁家两口子打架了，谁家老人走不动路了，这些咱们能管。那根梁是怎么回事，别说你拿不准，就是拿准了，你往上追，追到谁头上？”
“所以就不追了？”
“追，”江建平把钥匙在抽屉锁孔里拧了一圈，“等过了这阵子，风声小了，你想怎么追是你的事。但现在，整个江城都在看着江堤，你让老百姓知道他们脚底下踩的房梁可能是被人锯断的———”
他没说完，陈建国听懂了。
从所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杨德贵靠在走廊墙边，嘴里叼着那根永远没点着的烟。
“挨训了？”
“没有。”
“那玩意儿是所长的态度，不是他的本心。”杨德贵朝江建平办公室的门努了努嘴，“他闺女今年高考，想上武大，他跟建委那边的人吃饭的时候喝多了说过一句话‘该压的压一压，该捂的捂一捂，等风头过去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陈建国没接话。杨德贵拍了拍他胳膊，说今天要去汉正街那边走访几个商户，问有没有空一起。
汉正街在下河街北边隔了两条马路。
早上八点，整条街已经灌满了人。板车、三轮车、手推车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卖布的、卖扣子的、卖尼龙袜的，摊位一个挨一个从街头塞到街尾，遮阳棚连成一片，把头顶的天遮了个严严实实。
杨德贵在前面走，不时停下来跟摊位后面的人打招呼。
他在这片干了三十年，每条巷子里住什么人、每张桌子下面藏着什么，门儿清。
陈建国跟在后面，目光扫过两边的摊位。
走到街中段一个拐角，杨德贵停下来了，一个穿蓝布围裙的女人正蹲在地上把一捆袜子摆上木板搭的台面，右腿明显使不上力，蹲下去的时候得用手撑着旁边的板凳。
她身后站着一个瘦高的女孩，穿白衬衫、深蓝色百褶裙——华师一附中的校服。女孩正把一摞塑料包装袋拆开，把袜子按颜色分好，一排一排码齐。
杨德贵走过去蹲下来，拿起一双肉色丝袜看了看标签。
“刘嫂子，身体好点没？”
那女人抬起头来，脸上堆出一个笑。眼皮有点肿，像是没睡好，嘴角有几条很深的纹路。她认出了杨德贵，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杨警官来了，这两天忙吧？听说下河街那边出事了？”
“忙，忙得很。”杨德贵把袜子放回去，“你家那个没事吧？”
刘秀芳的脸色暗了一瞬，很快又恢复成了那个笑。她说不碍事，他那个人命硬，断条腿死不了，又说这两天还在医院躺着，等过几天拆了线就能回来。
杨德贵偏了偏头，看那个女孩：“这是晚晴吧？长这么高了。”
苏晚晴抬起头，看了杨德贵一眼，又看了陈建国一眼，那个眼神，很安静。
她认出了陈建国，但什么都没说，低头继续拆手里的包装袋。
她全程没有看她母亲，她母亲也没有看她。
杨德贵和刘秀芳又聊了几句，说等过两天再过来看看，起身走了，走出去十几步远，陈建国回头看了一次，苏晚晴已经蹲到了摊位前面，手里攥着几双袜子朝路过的行人举着。
“她妈腿不好，去年被三轮车撞的。”杨德贵边走边说，“赔了两千八，医药费花了四千多，王德胜那龟孙一分钱没掏。”
陈建国没接话，他在心里把苏晚晴这个名字和那枚红色小太阳钥匙扣对上了。
钥匙扣上的字是圆珠笔写的，笔迹工整，收笔的时候微微往上挑，那天她给周明远递手套的时候，他也看见她书包侧袋里插着一支蓝色圆珠笔。
“那个男孩呢？”陈建国问。
“周明远？”
“周桂兰还没出来，在同济ICU呢。他弟周明亮住在学校宿舍，一个礼拜回一次下河街，现在家都塌了，估计还蒙在鼓里。”
“他爸的案子，当年是谁跟的？”
杨德贵拐进旁边一条窄巷子里站定了。
“你还在查？”
“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的人不会记住'江汉号'这几个字。”
陈建国没否认。
杨德贵叹了口气，那口气里带着一种很深的疲惫，像是扛了太久的东西终于有人要接手了。
“九五年十月，”杨德贵靠在墙上，目光看着对面墙头一只正在梳毛的野猫，“‘江汉号’从宜昌回江城，走到枝江那段的时候沉了。
船上十五个人，捞上来十一个，四个失踪。周大川是其中一个。那时候我在分局跟的这个案子，跑了好几趟码头，问了一圈人，最后结论是‘操作失误，船体倾覆’。”
“你当时就不信？”
“船上有人走私。”杨德贵的目光从野猫身上收回来，落在陈建国脸上，“货是从江城装的，走宜昌那边下去，然后沿长江往东。那批货里有一箱被船上一个叫吴长根的机修工看见了，吴长根跟周大川关系好，大概跟周大川说了什么，然后船就沉了。”
“吴长根呢？”
“活下来了 捞上来的时候抱着块船板在水里漂了六个钟头，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说了一句话‘那箱东西到了’，就死了。”
杨德贵把烟点上，这次真点了，猛地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喷出来。陈建国第一次见他真抽烟，看来这根烟在他嘴里叼了太久，终于忍不住了。
“那批货谁装的？”
“查不出来。吴长根死了，周大川沉了，船上其他人都说不知道。”杨德贵把抽了半根的烟在地上踩灭，“这事儿后来被上面压了，压得死死的。我当时写了一份补充报告，把一个码头上的目击证人录了口供——那人说看见一伙人往船上搬箱子，箱子是白色的，外面包了防水布，一共八个。”
“目击证人是谁？”
杨德贵看了他三秒钟。
“刘秀芳。”
陈建国回到所里的时候是下午两点，他翻出九五年那份旧档案，厚厚的牛皮纸袋已经泛黄了，里面是杨德贵当年的手写报告和几份复印的航运记录。
他翻到了那份目击证人证词，上面签着“刘秀芳”三个字，按了手印。
证词很短，大概三百字。刘秀芳说她那天晚上在码头等王德胜下工，看到一伙人从一辆白色面包车上搬东西上船，箱子上面用红色防水布盖着，一共八箱。
她没看见箱子里是什么，只觉得那些人动作很快，像是怕人看见。
证词后面附了一行杨德贵手写的备注：“证人刘秀芳，丈夫王德胜为码头装卸工。证词未向第三方透露，建议暂不深挖。”
陈建国的圆珠笔在“建议暂不深挖”六个字上停了一会儿。他认识杨德贵的手写体，这几个字的笔画比正文潦草很多，像是写的时候心情很不好。
他把档案袋放回柜子，锁上了。
傍晚六点，他开着那辆昌河面包车去了同济医院。他其实没有明确的目的，只觉得该去看看。停好车，走到住院部楼下的花坛旁边，站了一会儿，看到了周明远。
少年坐在急诊楼侧门台阶的最下面一级，两只手缠着纱布，膝盖上摊着一本卷了边的旧课本。是一本初二英语，书脊已经开了线。
他低头看着书页，嘴唇在无声地动，像是在背单词。
他身后的急诊楼玻璃门里人来人往，有人哭着被推出来，有人提着饭盒走进去，都和他无关。
六点四十分，急诊楼侧门走出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三十来岁，戴金丝眼镜，走到周明远面前蹲下来说了几句什么。
周明远抬起头，嘴唇动了一下，那本书从膝盖上滑下去，掉在台阶上。他弯腰去捡，缠满纱布的手抓了两下没抓住，书又掉了一次。旁边有个护士经过，顺手帮他捡起来递了过去。
陈建国始终没有走近。
天已经慢慢暗下来了，急诊楼的灯光从玻璃门里透了出来。
周明远坐在光的边缘，大半个身子浸在阴影里，只有右半边脸被照亮了一线。
七点过十分，陈建国开车回了所里。
他把面包车停进车库的时候，看见杨德贵正坐在值班室门口的小马扎上剥毛豆。杨德贵抬了抬下巴算是打招呼，说医院那边怎么样。
陈建国说没进去，就在外面看了看。杨德贵把一根空豆荚扔进脚边的搪瓷盆里，说那个孩子命硬，周桂兰也命硬，估摸着能挺过来。
陈建国进了办公室，把门关上，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新的黑色硬皮笔记本。他拧开笔帽，在第一页写了两个名字。
第一个名字：苏晚晴。
第二个名字：周明远。
两个名字中间隔了两行。
他合上本子，塞进了抽屉最底层，压在几本旧杂志下面。
窗外天已经全黑了，堤坝上的探照灯在江面扫出一道道白光，江水还在涨，离路面只有不到两米。
有人在堤上敲梆子报平安，梆梆两声响，隔一会儿又梆梆两声响，顺着风传过来很远。
水底下有东西，伸手下去捞，捞上来的东西你自己都不想看。
但他还是想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