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你难受就拉一下，我能找到你。”
我没有拒绝。
夜里，病房熄灯后，我喘不上气。
我伸手碰到铃铛，却没有拉响。
妈妈还是醒了。
她摸索着来到床边，将手伸向我。
我想告诉她自己没事，手机却没有电了。
慌乱中，我在她掌心轻轻敲了三下。
她的手猛地僵住。
“你刚才敲的，是什么意思？”
3
我抽回手，在充电后的手机上输入：“手抖，没有意思。”
妈妈沉默片刻，没有再问。
第三天，病情暂时稳定后，医生同意我转为居家安宁疗护。
七十二小时评估尚未结束，妈妈跟着我回了住处。
她先用盲杖量过每一段距离，又让小陶把过道里的矮凳和纸箱全部挪走。
门口到客厅十七步，客厅到卧室二十一步。
她将这些数字录进手机，反复听了三遍。
我问：“你明天就走，记这些有什么用？”
“今晚有用。”
她在床头挂好铃铛，又将药物按照早中晚分进不同形状的盒子。
做完这些，她开始第二项评估。
整理遗物声音档案。
小陶架好录音设备。
我拿出相机、旧书和几件首饰，一件件交代捐赠对象。
妈妈触摸物品的轮廓，替我贴上捐赠、销毁和无人认领的凸点标签。
整理到最后一只纸箱时，妈妈摸出一根褪色的红绳。
红绳两端系着不同大小的结。
那是小时候她用来牵我的引路绳。
冬天戴手套时，掌心的敲击容易混乱，她便将绳子一头绕在自己腕上，一头系住我。
别人笑我们像拴在一起的两条狗。
她听不见，我却偷偷回家剪断了那根绳。
后来我又躲进被子里，把断口一点点接了回去。
妈妈摸到中间那个歪斜的结，呼吸明显停了一下。
“这根绳子，哪里来的？”
我输入：“旧货市场买的。”
“为什么留着？”
“忘了扔。”
妈妈没有拆穿，只在红绳上贴了一枚三角标签。
“无人认领的东西，机构会保留三个月。”
“如果三个月后还没有人来呢？”
“我替你留着。”
她将红绳放进自己口袋，我低下头，眼泪落在手机屏幕上。
傍晚，小陶回机构拿最终确认表，家里只剩下我和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