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沈砚没回家。
不是赵文德好心给他安排了住处，而是案子没弄清之前，他仍算嫌疑人。区别只在于没被扔进牢房，而是睡在粮房旁边一间堆旧册子的值房里，门外坐着郑老三。
“别想着跑。”郑老三抱着刀说。
“我现在跑，岂不是帮他们省事？”
“你知道就好。”
“郑三哥。”
“有屁快放。”
“八百石粮，要多少车？”
郑老三愣了：“你问我？”
“你常跑码头，比我清楚。”
郑老三算了算：“车不好说。骡车装得少，牛车装得多。走水最方便，一条中等粮船，装个百来石不难。”
“那八百石至少要好几条船，或者来回很多趟。”
“废话。”
“这么多粮从官仓到东平码头，会不会过桥？”
郑老三这次明白了他的意思。
官仓在县城北侧，东平码头在城东南。若走陆路，最省力的路线必须经过永济桥；若走水路，则要从北河口放船，经城内水门转到东河。
无论哪条路，都不是悄悄背两袋米就能过去。
第二天一早，沈砚请求查永济桥的车脚簿和水门开闸簿。
赵文德一边喝粥一边看他：“你昨晚没睡？”
“睡了。”
“眼睛跟鬼似的。”
“那是被八百石粮压的。”
赵文德哼了一声，还是给了手令。
桥口没有专门为每辆车做完整登记，但过大宗货物要交脚钱，收钱的皂隶会按车数、货类留粗簿。沈砚从初六翻到初九，没有找到任何足以运走八百石的异常车队。
水门也一样。
初六到初九，夜间开闸两次，一次是放三条鱼船，一次是陈家两条空船回东河。记录看起来干干净净。
“那粮难道飞过去的？”郑老三问。
沈砚盯着“陈家空船”四个字。
“空不空，是谁写的？”
“水门的小吏。”
“他上船看过？”
“那谁知道。”
两人去了水门。
管闸的是个老卒，姓蒋，五十多岁，听说查七月初七那晚的船，想了很久才说：“陈家的两条船确实过了。我记得，因为他们嫌开闸慢，给我塞了十几个钱。”
“船是空的？”沈砚问。
“看着吃水浅，应该空。”
“什么船？”
“平底粮船。”
“船上盖篷没有？”
“盖了半截。”
“既然盖篷，你怎么知道空？”
蒋老卒被问烦了：“我干了二十多年，还看不出船有没有货？真装八百石，船都得沉半截。”
“若装一百石呢？”
“那也能看出来。”
沈砚没有继续争。他蹲到闸边，看见系缆石上留着几道新磨痕。外挂对这种东西能给的信息很少，但他还是试着碰了一下。
【七月初七夜，系船二次。】
【第一次：轻载。】
【第二次：轻载。】
确实轻载。
陈家的粮不可能靠这两条船运过去。
回县衙的路上，郑老三有点丧气：“桥没车，河里也没船，你三号仓那一百多石粮哪来的？”
“从别处来的。”
“哪儿？”
“这就是问题。”
沈砚忽然停下脚步。
如果三号仓里的官袋确实在初七装过赈粮，但没有从县城官仓经过正常陆路和水路运过去，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粮从官仓走了其他隐蔽路线。
第二，那批粮根本不是从官仓出去的。
他更倾向第二种。
“官仓最近一次大批收粮是什么时候？”
郑老三不知道。
赵文德知道。
水灾以后，府里调拨三千石赈粮，其中一千五百石直接由安丰县城官仓接收，余下分到周边几个临时仓。账面上八百石失踪，就是从县城这一千五百石里少出来的。
沈砚问：“入仓的时候怎么验？”
“斗量、抽袋、记数。”
“谁验？”
“粮房、仓大使，还有押运的人。”
“每一袋都量？”
赵文德像听见笑话：“三千石粮，你每袋都量，灾民先饿死了。按船、按批抽验，够数就入。”
这就对了。
现代仓储里叫抽检。
抽检本身没问题，可只要负责装货、验货、记账的人互相串通，就有巨大空间。
沈砚要求看六月底那批赈粮的入仓底册。
底册比出仓册厚得多，除了总数，还有每条船的装载数、经手人和抽验记录。三条船共一千五百石，数字严丝合缝：五百一十二石、四百八十六石、五百零二石。
沈砚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这三个数字太漂亮。
不是整五百，显得像真实称量；加起来又正好一千五百。
“谁送的粮？”
赵文德指了指落款：“府里委的承运商。”
沈砚看到一个名字。
广顺行。
“这家也是陈家的？”
“不是。”赵文德说，“顾家的。”
“顾家？”
“安丰做船运的顾家。跟陈家抢了十几年生意，真要说他们俩合伙，我倒宁愿信你会飞。”
沈砚想了想：“顾家现在谁管这批账？”
“顾老爷病着，近半年是他女儿在管。”
“女儿？”
赵文德瞥他一眼：“怎么，女人不能算账？”
“能。”沈砚说，“我只是想见见。”
“你现在这个身份，还挑人见？”
“我是想问她，三条船到底装了多少。”
赵文德沉默片刻，让人去请顾家管事。
来的却不是管事。
半个时辰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走进粮房，身后只跟了个老仆。她穿得不华贵，手里拿着一把折扇，进门先看赵文德，再看沈砚。
“谁怀疑我顾家的船少装了粮？”
声音很平，不客气也不慌。
赵文德指了指沈砚：“他。”
女子打量了沈砚一遍：“就是那个掉河里没死的书手？”
郑老三在旁边憋笑。
沈砚点头：“沈砚。”
“顾明月。”
她把一册薄账放到桌上。
“你要问船，我把船账带来了。不过先说清楚，广顺行只管把府城拨下来的粮运到安丰，装多少、封多少，是府城那边交货时定的。我们赚的是运钱，没兴趣为了几百石粮砸自己的船号。”
沈砚翻开船账。
顾家的账比县衙细得多。
每条船除了官面上的装载石数，还记了吃水、脚夫数、停靠时间、给船工发的酒钱，甚至哪条船补过几块板、哪一趟多买了两坛水，旁边都有小字。
赵成看得咋舌：“你们一个船行，记这些做什么？”
顾明月把折扇往桌上一搁：“因为船沉了，县衙最多写一页公文，我家赔的是一条真船。”
她翻到去年冬天的一笔：“这条船那次多吃水两寸，我父亲以为船底进水，停了半日。后来发现是船工私带了两百斤腌鱼。从那以后，每趟都记。”
“船工没意见？”沈砚问。
“有，骂我爹抠门。”
“你呢？”
“我比他更抠。”
顾明月说得一本正经，郑老三没忍住笑了一声。她也不恼，只把账往沈砚面前推了推：“做生意的人若连自己的船到底装了多少都不知道，早晚不是被河吃了，就是被人吃了。”
沈砚看了她一眼。顾明月能把账主动带到县衙，显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胆子大，而是很清楚这批赈粮只要查出承运有问题，顾家十几年攒下来的船号招牌同样会被拖进去。
“你不怕最后查成顾家少运？”他问。
“怕，所以我才自己来。别人替我解释，我更怕。”
他越看越慢。
三条船的账面装载合计一千五百石，可其中第二条船“广顺七号”到安丰时的吃水标记，明显比平时载四百八十石要浅。
“这个‘三尺一’是什么意思？”沈砚问。
顾明月看了一眼：“船尾水尺。满载四百八十石左右，应在三尺六到三尺八。那天水急，可能有误差。”
“差半尺正常吗？”
“不正常。”
她回答得很快。
赵文德抬头。
顾明月自己也意识到了，伸手把账册拿过去，盯着那一行看了好一会儿。
“这笔不是我记的。”
“谁记的？”
“船头顾六。”
“人在哪？”
顾明月的神色第一次有了变化。
“死了。”
“什么时候？”
“送粮回来第四天。”
“怎么死的？”
“喝醉了，掉进河里。”
屋里没人说话。
沈砚忽然觉得安丰县的河有点忙。
一个书手掉进去。
一个船头也掉进去。
而那八百石粮，直到现在还没见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