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医科出来，我直接去了市局档案室。
管档案的是个戴眼镜的小姑娘，姓陈，刚来没多久，做事一板一眼。我跟她说要查近一年的非正常死亡案件，她二话不说搬来三大摞卷宗。
“陆哥，这些都是今年1月到现在所有的非正常死亡案件，一共四十七起。”小陈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您要找什么样的？”
“面带微笑的。”我说。
小陈愣了一下，显然没理解这个关键词的含义，但还是点点头，帮我一页页翻找。
两个小时后，我们筛出了五起案件。
除了赵德柱和林晓雪，另外三起分别是：三月份一个叫王贵发的建筑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当场死亡；五月份一个叫孙巧云的退休女教师，在公园湖里溺亡；七月份一个叫刘大彪的出租车司机，在车里烧炭自杀。
五个人，五种不同的死法，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死后都带着微笑。
我把五份卷宗摊开，逐一对比。
王贵发，男，四十六岁，农民工，三月初在城南一处工地坠亡。目击者称他当时站在六楼外架上抽烟，突然就一头栽了下去。遗体送到殡仪馆时，老周说他脸上带着笑，当时大家都以为是摔伤导致的肌肉痉挛，没在意。
孙巧云，女，六十一岁，退休教师，五月中旬在人民公园的人工湖溺亡。据公园管理员说，那天早上六点多，他看到孙巧云一个人在湖边散步，后来听到“扑通”一声，赶过去人已经漂在水面上了。捞上来时，脸上也是笑着的。
刘大彪，男，三十八岁，出租车司机，七月初在自己的车里烧炭自杀。车门从里面反锁，车窗用胶带密封，排气管接了一根管子通进车内。被发现时，他已经死了三天，脸上的笑容依然清晰可见。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五个人的遗物清单里，都提到了一张写着字的纸条。
王贵发的纸条上写着：“第二个。”
孙巧云的纸条上写着：“第三个。”
刘大彪的纸条上写着：“第四个。”
林晓雪的纸条上写着：“第五个。”
赵德柱的纸条上写着：“第七个。”
“第一个和第六个呢？”我自言自语。
小陈凑过来看了一眼：“陆哥，会不会是搞错了顺序？也许有些人还没被发现？”
“不可能。”我指着赵德柱的卷宗，“他写的是‘第七个了，轮到我了’，说明他知道前面已经死了六个，他是第七个。而林晓雪是‘第五个’，说明她是第五个死的。但按照时间顺序，林晓雪死在三个月前，赵德柱死在两天前，中间隔了三个月，这第六个人去哪儿了？”
小陈想了想：“也许第六个人的尸体还没被发现？”
“有这个可能。”我合上卷宗，“小陈，你帮我查一下，最近三个月有没有报失踪的人口，尤其是独居的中年男性。”
“好，我这就查。”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整理思路。
五个人，五种不同的死法，但死状惊人地相似。表面上看都是意外或自杀，但背后一定有人在操纵这一切。
问题是，凶手是怎么做到的？
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从高处跳下，或者在水中放弃挣扎，甚至在密闭空间里点燃炭火——这需要极强的心理暗示或者催眠技术。
更诡异的是，这些人死后脸上都带着微笑。
他们在笑什么？
是看到了什么美好的东西，还是终于解脱了某种痛苦？
我睁开眼睛，拿起赵德柱的卷宗，翻到他家里搜出的物品清单。上面列着：钥匙一串、现金二百三十元、手机一部、笔记本一本、圆珠笔一支、烟半包、打火机一个。
等等，笔记本？
我记得赵德柱的床头柜上确实有一本笔记本，但那份清单上没有记录。难道是派出所的民警遗漏了？
我拨通了负责赵德柱案件的民警电话。
“喂，你好，我是殡仪馆的陆远，想问一下赵德柱案件的现场勘查情况。”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案子已经结了，自杀，没什么好查的。”
“我知道，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细节，想确认一下。”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赵德柱家里是不是有一本笔记本？封面是棕色的，大概A5大小。”
对面沉默了几秒：“笔记本？没注意。现场的东西我们都拍照登记了，你说的笔记本不在清单上。”
“那你们在现场有没有看到一个奇怪的图案？一个圆圈，里面有三条弯曲的线。”
“你到底想说什么？”对方的声音变得警惕起来。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我挂了电话。
笔记本不在警方的清单上，说明它要么是被我之外的人拿走了，要么就是赵德柱藏起来了，我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无论如何，那本笔记本上的内容都是关键证据。
我拿出手机，翻看之前在赵德柱家拍的照片。除了那页日记和“茧”字的图案，我还拍了几张房间的整体照片。
放大其中一张，我看到床头柜的抽屉半开着，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是一张照片。
可惜角度不好，看不清照片的内容。
我决定再去一趟赵德柱的家。
下午两点，太阳毒辣辣的，老街上的行人稀少。我再次爬上那栋破旧的居民楼，来到五楼。
门上的封条还在，但这次我没有直接推门进去，而是先敲了敲门。
没人应答。
我又敲了两下，然后拧动门把手。
门开了。
但屋内的景象让我愣住了。
整个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沙发被割开，海绵絮飘得到处都是；衣柜的门大敞着，衣服被扔了一地；就连厨房的橱柜都被撬开了，碗碟碎了一地。
有人在我之前来过这里，而且在找什么东西。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避开地上的碎片。卧室里同样一片狼藉，床垫被掀翻，枕头被撕开，床头柜的抽屉被拉出来扔在地上。
那张照片不见了。
我蹲下来，仔细检查地面。在床脚的缝隙里，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东西——一枚纽扣。
黑色的纽扣，塑料材质，很普通，但上面刻着一个极小的图案。
一个圆圈，里面有三条弯曲的线。
又是这个标志。
我把纽扣装进口袋，正准备离开，余光突然瞥见墙壁上有什么东西。
那是一行字，用指甲刻在墙皮上的，很浅，如果不是光线正好照在上面，根本发现不了。
“它们在地下。”
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尽最后的力气刻上去的。
我伸手摸了摸那几个字，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很轻，很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哭声。
我猛地转身，但身后什么都没有。
哭声还在继续，若有若无，飘忽不定。我循着声音走到客厅，发现声音是从地板下面传来的。
这栋楼有地下室。
我趴在地板上，耳朵贴着地面。哭声变得更清晰了，不止一个人的哭声，而是很多人，很多很多人在同时哭泣。
那种声音让人头皮发麻。
我爬起来，冲出房门，一口气跑下楼。
到了楼下，我扶着墙大口喘气。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浑身冰凉。
楼上那个声音绝对不是幻觉。
我绕到楼后面，果然找到了地下室的入口。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上面挂着一把大锁，锁链上缠满了蜘蛛网，显然很久没有人打开过了。
但锁是新的。
崭新的铜锁，在昏暗的光线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
我掏出手机，给老周打了个电话。
“老周，你认识开锁的吗？”
“咋了？你把自己锁门外了？”
“不是，我遇到一把锁，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小陆，你是不是查到了什么？”
“现在还不好说，等我确认了再告诉你。”
“行吧，我给你一个号码，你打过去就说是我介绍的。”老周报了一串数字，“那人姓马，外号马快手，什么锁都能开。”
我记下号码，正要挂电话，老周又叫住我：“小陆，小心点。这事儿透着邪乎，别把自己搭进去。”
“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拨通了马快手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边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谁啊？”
“马师傅吗？我是老周介绍来的，想请您开一把锁。”
“什么锁？”
“地下室门上的锁，新的，应该是普通的挂锁。”
“地址发给我，半小时到。”
马快手果然名不虚传，不到半小时就骑着一辆破摩托车过来了。他四十来岁，瘦高个，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工作服，手里拎着一个工具箱。
“就是这把？”他指了指铁门上的锁。
“对。”
马快手蹲下来，从工具箱里掏出一根细铁丝和一个L形的小工具，三两下就把锁捅开了。
“好了。”他把锁取下来递给我，“二十块。”
我付了钱，马快手也不多问，骑上摩托车就走了。
铁门发出一阵刺耳的嘎吱声，缓缓打开。一股潮湿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夹杂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腥臭味。
我打开手里的手电筒，沿着台阶一步步往下走。
地下室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至少有上百平方米。四周的墙壁是用红砖砌成的，地上铺着水泥，但已经裂开了很多缝。角落里堆着一些破旧的桌椅和杂物，上面落满了灰尘。
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墙面，我突然停下了脚步。
墙上画满了图案。
密密麻麻的，全是那个圆圈加三条曲线的标志。有大有小，有的画得很工整，有的则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子随手涂鸦。
在这些图案之间，还夹杂着许多文字。
“救救我。”
“我不想死。”
“它们来了。”
“茧无处不在。”
每一行字都充满了恐惧，仿佛写下这些字的人正处于极度的绝望之中。
我继续往前走，手电筒的光照到了地下室的尽头。
那里有一口井。
青石砌成的井沿，上面长满了青苔。井口盖着一块厚重的石板，石板上同样刻着那个标志。
我走过去，试图推开石板。石板很重，我用尽全力才挪开一条缝。
一股更加浓烈的腥臭味从井里涌出来。
我把手机伸进缝隙，按下快门。
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我看到了井里的景象。
那一瞬间，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井壁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白色丝状物，像是蜘蛛网，但又比蜘蛛网更厚实，更密集。在这些丝状物的包裹中，隐约可以看到一些人形的轮廓。
不止一个。
是很多个。
那些人形的轮廓被白色的丝状物紧紧包裹着，只露出一张张脸。
每一张脸上都带着微笑。
而我认出了其中一张脸。
那是赵德柱的脸。
我猛地后退，撞到了身后的墙壁。手机掉在地上，手电筒熄灭了，四周陷入一片黑暗。
黑暗中，我听到了那个声音。
哭声。
从井里传出来的哭声。
这一次，我听清楚了。
那不是哭声，是笑声。
无数人在同时发出的笑声，尖锐、刺耳、疯狂。
我弯腰摸索着捡起手机，跌跌撞撞地冲上台阶，冲出铁门。
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但我从来没有觉得阳光如此亲切。
我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口井里的东西，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
至少，现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