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栋楼前的台阶上坐了整整十分钟，才勉强让自己的手不再发抖。
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骨子里透着一股寒气，怎么也驱不散。刚才在井下看到的那一幕不断在我脑海中回放——那些被白色丝状物包裹的人形轮廓，那些带着微笑的脸，还有赵德柱那张熟悉的面孔。
可他明明已经躺在殡仪馆的冰柜里了。
我亲眼确认过他的尸体，亲手给他做的面部清洁，亲手合上的冰柜门。
那么井里的那个人是谁？
或者说，那是什么东西？
我掏出手机，翻看刚才在井下拍到的照片。闪光灯下的画面虽然模糊，但还是能看清大致轮廓——白色的丝状物层层叠叠，像是某种昆虫的茧，而那些被包裹的人形就像等待羽化的蛹。
其中一张照片拍到了一个细节：一个被包裹的人形胸口位置，丝状物破开了一个洞，里面空空如也。
像是有什么东西已经从里面钻了出来。
我把手机收起来，强迫自己冷静思考。
目前掌握的信息太少，但有一条线索是明确的——赵德柱家的地下室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很可能与近一年来发生的这几起诡异死亡案件有关。
我必须找到“第六个人”。
根据数字顺序，赵德柱是第七个，林晓雪是第五个，那么在他们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第六个”。这个人要么还没死，要么就是死了但尸体还没被发现。
我再次拨通了李法医的电话。
“李叔，我想问您一件事。”
“你说。”
“您经手的这些案件里，有没有哪具尸体的死状特别奇怪，但又说不出具体哪里奇怪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你这么一问，我倒想起来一个事。上个月，城郊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报了案，说他在站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我去看了，尸体已经严重腐烂，无法确定死因，但有一点很奇怪——那具尸体的骨骼上附着了一层白色的薄膜，像是某种有机物。”
“白色的薄膜？”我的心跳加快了。
“对，我取样送去化验了，结果还没出来。但因为是无名尸，又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暂时搁置了。”
“那具尸体现在在哪？”
“还在城郊分局的冷库里放着。”
“李叔，您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下，我想去看看那具尸体。”
“你想看那具尸体？为什么？”
“我怀疑这具尸体可能就是我要找的‘第六个人’。”
李法医沉默了几秒：“好，我帮你打个招呼。不过小陆，你到底在查什么？”
“等我有确切的证据了，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您。”
挂了电话，我骑车直奔城郊分局。
城郊分局的冷库设在办公楼后面的平房里，条件比市局的差远了。一个老民警带我进去，拉开一个冰柜，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
尸体装在黑色的尸袋里，拉链拉开一半，露出里面的景象。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看到那具尸体的时候，我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尸体已经高度腐烂，面部几乎无法辨认，但从体型和骨骼结构来看，应该是个中年男性。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胸腔——那里的皮肉已经完全腐烂殆尽，露出白森森的肋骨，而在肋骨的内侧，附着着一层乳白色的薄膜。
那层薄膜薄如蝉翼，紧紧贴在骨骼表面，像是某种生物在骨头里筑了巢。
我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触碰那层薄膜。触感滑腻，带着一种说不清的韧性，像是动物的筋膜，但又不完全是。
“这层膜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问旁边的老民警。
“法医解剖的时候发现的，当时也觉得奇怪，但化验不出是什么东西。”老民警挠了挠头，“李法医说可能是某种霉菌，但我也没见过哪种霉菌长这样的。”
我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然后看向尸体的头部——虽然面部已经腐烂，但依稀还能看出嘴角上扬的弧度。
又是一个微笑。
“这具尸体身上有没有发现什么随身物品？”
“有一些，都在证物袋里。”老民警从一个铁皮柜里拿出一个透明的塑料袋。
我接过来看了看：一串钥匙、一个打火机、几十块零钱，还有一张被水浸泡过的纸条。纸条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隐约还能辨认出一个数字——“六”。
就是他。
“这个人有没有身份信息？”
“没有，指纹库里也查不到，应该是流浪人员。”
流浪人员。
这个身份很有意思。一个流浪汉，死了几个月都没人发现，正好可以悄无声息地成为“第六个”。
但问题来了——凶手是怎么精准地选中这些人的？赵德柱是独居工人，林晓雪是超市收银员，王贵发是农民工，孙巧云是退休教师，刘大彪是出租车司机，再加上这个无名流浪汉。
这些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我把证物袋还给老民警，走出冷库，在外面点了根烟。
烟雾在午后的阳光下升腾、消散，我的思绪也跟着飘散。
赵德柱的日记里提到了“梦”，提到了“井”，提到了“地下传来的哭声”。而地下室那口井里的景象，证实了他的描述并非虚构。
那么，其他人呢？他们是否也做过同样的梦？是否也听过同样的哭声？
我决定去拜访一下其他死者的家属，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第一个目标：林晓雪的父母。
林晓雪的家在城北的一个老旧小区里，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头发花白，神情憔悴。
“你是晓雪的朋友？”林母把我让进门，眼眶红红的。
“我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您女儿的后事。”我撒了个谎，“有些手续需要跟您确认一下。”
林父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地盯着电视，但电视根本没开。
“阿姨，晓雪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我小心翼翼地问。
林母擦了擦眼泪：“异常？也没什么异常，就是那段时间她总说自己做梦。”
“做什么梦？”
“她说她梦见一口井，井里有人在哭。”林母的声音颤抖起来，“她还说，那些人叫她下去陪他们。”
我的心猛地一沉。
“她还说过什么别的吗？”
“她说她害怕，不敢睡觉，一闭眼就看到那口井。”林母捂住脸，“我当时还以为她是工作压力大，没当回事，谁知道……”
“她有没有提过一个图案？一个圆圈里面有三条曲线？”
林母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惧：“你怎么知道？”
她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递给我。纸上画着的，正是那个熟悉的标志。
“这是晓雪出事前几天画的，我问她这是什么，她说她也不知道，就是莫名其妙就想画这个东西。”林母的声音越来越小，“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逼着她画一样。”
我把纸折好放进口袋：“阿姨，这张纸我能带走吗？”
林母点了点头。
从林家出来，天色已经黄昏了。夕阳把整座城市染成橘红色，像是被血浸透了一样。
我骑上车，准备回殡仪馆。路过人民公园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孙巧云——那个在人工湖里溺亡的退休教师。
她的家就在公园附近。
我拐进那条巷子，找到了孙巧云的家。开门的是她的老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背驼得厉害。
“孙老师的事情，我很遗憾。”我表明了身份，“我想问一下，孙老师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老头想了想：“反常……也没什么，就是她那段时间老是念叨一句话。”
“什么话？”
“‘它们在地下，它们在叫我。’”老头模仿着孙巧云的口气，声音沙哑而空洞，“我问她什么意思，她也说不清楚，就说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地下有人说话。”
“她还说过别的吗？”
“有一次，她半夜突然坐起来，跟我说‘老张，我要走了，它们来接我了’。我以为她在说梦话，就没在意。”老头的眼角渗出了泪水，“谁知道第二天她就……”
我安慰了老头几句，告辞离开。
走出巷子，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路灯亮起来，在地上投下一团团昏黄的光晕。
我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脑子里乱成一团。
五个人，都做过同样的梦，都听过同样的声音，都画过同一个标志，都以同样的微笑死去。
这不是巧合，绝对不是。
但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凶手是怎么选中他们的？那口井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老周打来的。
“小陆，你快回来一趟！”老周的声音急促而紧张。
“怎么了？”
“刚才有人送来一具尸体，死状跟赵德柱一模一样！”
我心头一凛：“我马上到。”
挂掉电话，我跨上电动车，一路风驰电掣地往殡仪馆赶。
第八个，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