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停尸房出来，周春花像丢了魂一样。
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目光落在对面墙上一个不知名的污迹上，一动不动。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她没接，我放在她旁边的座位上。
“她救过苗苗。”她重复了一遍，像在说服自己，“她是个好人。可苗苗怎么就不见了呢……”
“你确定女儿是被她带走的吗？”江弛问。
周春花猛地抬起头：“什么意思？”
“当天一起玩的小孩说，一个高个子女人把苗苗牵走了。但你说她看见苗苗会笑。”江弛的语气很轻，但每一个字都清楚，“有没有可能，她当时是带着苗苗去安全的地方？”
“什么安全的地方？”
“比如，躲避什么人。”
周春花的脸白了一下。她的嘴唇张了张，没发出声音，然后又闭上。
“你是不是跟谁有矛盾？”江弛的声音更轻了，“前夫，或者别的什么人。”
周春花忽然站起来，像被谁在后背刺了一刀。她退后一步，靠在墙上，胸口起伏得厉害。
“苗苗的爸爸……在外面欠了钱。”她终于说了出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跑了，债主找过我。我不给，他们就……就老来堵我们。”
“你之前报警了吗？”
“报了。没用。”她笑了一下，很难看的那种笑，“他们就是来看看，说这是经济纠纷，让我自己解决。后来我搬了家，他们消停了一段。可我知道他们还在找。”
我站在一旁，心里有些东西慢慢沉下去。
“那个女人，可能也认识那帮人。”江弛说，“或许认识你前夫。她带走苗苗，也许是想帮你。”
周春花没再说话。她弯下腰，把脸埋进掌心里。她的肩膀一点一点地塌下去，像一栋被抽掉最后一根梁的老房子。
我看着她，忽然说：“她叫什么名字？”
周春花摇头：“不肯说。只告诉我她姓陈。”
陈。一个住在桥洞下的女人，带着脸上的旧疤，游荡在城东的街上。她救过一个小女孩，然后在某个傍晚，把这个女孩从楼下带走，牵着她，往某一个方向走。女孩边走边笑，缺了一颗门牙。
然后她死了，被一辆货车撞死在省道边。
她的最后一眼，还是这个女孩。
我走进化妆间，把门关上。排风扇嗡嗡响着。我站在操作台前，看着台面上还没来得及清理的粉屑和断发。太阳穴一抽一抽地跳。
我掏出那张画了小女孩的报纸，放在台面上，用一只搪瓷杯压住。那张脸模糊地印在报纸的油墨中间，像从水面下浮上来的一枚小小的倒影。
她还没找到。
江弛敲门进来。他站在门口，没有过来。
“我们会扩大搜索范围。城东那一片的监控，三个月前的不一定还有，但附近的旅馆、网吧、桥洞，我们都去问。总有痕迹。”
我没说话。
“沈念。”他叫了我一声，声音比刚才更软，像在探我的状态，“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知道那个小女孩的样子吗？”
我握了握拳。台灯的光打在报纸上，把小女孩的笑脸照得忽明忽暗。
“我碰过死者的脸。”我说。
他看着我，没接话。他一定不太明白，但他在等。
“我会看见他们最后一眼看到的东西。”我转过头，对上他的眼睛，“不是每次都有。但很多时候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是真的。”
说完以后，我觉得胸口像被掏空了一块。这个秘密我守了十六年。除了老徐，没人知道。我妈死的时候我才十六岁。我守着她的骨灰盒，在火葬场外面的台阶上坐了一整夜。没有人告诉我她最后一眼看见了什么。我也不敢碰她。我怕自己会看见什么东西，又怕看不见。
江弛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走过来，在离我两三步远的地方站定。
“谢谢你告诉我。”他说，语气很认真，没有客气，也没有好奇到让人不舒服。
“你觉得我是疯子吗？”我问。
“不。”他摇头，“这个世界上，活人看不见的东西太多了。你的能力，可能只是比我们先看见了一部分。如果她能说话，她大概也想告诉你，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看看他，又看向台面上的画。
“你想知道那个女人的身份。我也想。”他说，“我们一起查。”
我点了一下头。
那天下午，江弛带我去女人被发现的地方。省道边上。车流不多，偶尔一辆大卡车开过去，带起滚滚的灰。路旁边是一排老桉树，树下有一块被人踩出来的土路，坑坑洼洼的，长着些野草。
我站在路边，想想那个女人。她牵着苗苗，走在这条路上。天快黑了。她可能想带她去那里。一个她觉得安全的地方。可货车来了。她推开了苗苗？还是没来得及？
我闭上眼，又看见那张脸。圆圆的，被阳光照着，笑得那么亮。
我突然特别想抽根烟。可我从来不抽烟。
“沈念。”江弛在身后叫我。我回过头。他站在马路另一侧，指着路边的灌木丛。“你过来看看。”
我走过去。灌木丛下，有一小团被雨水打湿的东西。粉红色的，像是布。我蹲下来，拨开乱草。那是一只小孩子穿的鞋，已经很旧了，鞋面上印着一个褪了色的卡通形象。鞋带松着，后跟磨得厉害，像走了很远的路。
江弛戴着手套把鞋捡起来，装进物证袋。
“这鞋在这儿多久了？”他问。
“最少三五天。”我说，“被雨浇透了，底上全是泥。没人会走到这里来。这条路上没有住户。”
他点点头，把袋子收好。
我站起来，看着这条路伸向远处，像一条灰白色的、被缝在绿色田野上的疤。
“如果她是带着苗苗在路上走，那就说明，她本来是想把苗苗送到什么地方去。”江弛说。
“或者是在逃。”我说，“从那些要债的人手里逃出来。”
江弛没说话。他的沉默比很多人的回答更有分量。
回城的路上，我抱着头盔，坐在摩托车后座。风吹得我眼眶发疼。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善感的人。可今天，我总想起周春花那双眼睛，那么黑，那么小，像两颗随时会熄灭的炭。
老徐打来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回来。说给我留了饭。我说快了。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你今天去外头了？我听说你跟那个法医出去的。”
“嗯。”
“……那你自己当心点。别太信人。”
“知道了。”我说。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回口袋。江弛骑得很快，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江弛。”我凑近他耳朵喊。
他偏了一下头。
“那个女儿来认尸了吗？”
“哪个女儿？”
“那个教授的女儿。”
“哦，早上来了。办了手续。”他顿了顿，“怎么了？”
“没什么。她认出来了吗？”
“认出来了。哭得挺厉害的。说以后窗户边那盆花，她自己来搬。”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摩托车在黄昏里一路往西开。太阳正在往下沉，天边被染成一大片淡淡的橙色，像有人用粉扑轻轻拍在灰蓝色的布上。
我想，人死之前最后一眼看到的东西，有时候真奇怪。不是钱，不是恨，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就是一扇窗。一个打盹的人。一个在路边笑的小孩。
可就是这些东西，让他们走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