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母亲后事的那几天过得很快，快得像是被人按了快进键。
先是去区役所办死亡证明，然后是去警署认领遗物，再然后是联络那个几乎不怎么来往的埼玉阿姨。
每一件事都有一套固定的流程，窗口的工作人员递出表格和回形针，用同样一种礼貌的、疲惫的语调念着注意事项，我签字，接过来，说谢谢，转身走去下一个窗口。
遗物是用一个牛皮纸袋装着的。
我坐在警署走廊的长椅上把它打开。
里面有一只钱包，三枚百元硬币，一串钥匙和一条纱巾。纱巾是浅紫色的，边角起了毛球，上面有一块暗褐色的污渍，大概是血。
我把纱巾折好，放回袋子里。
钱包我打开翻了翻，里面有一张被反复折过的收据，是渡边酒馆的。
日期是母亲出事那天晚上，收据金额三千四百円，时间十点四十分。
出酒馆到被撞之间隔了四十分钟。
我把收据重新折好，放回去。
埼玉的阿姨是在第三天来的。
她姓木下，年纪比母亲大七八岁，头发染得偏红，嘴唇涂着一层亮色的口红。
她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拎着一个便利店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盒酸奶和一袋切片面包。
"都这样了，"她说，"我总不能不来看看。"
她进了屋，目光在客厅里扫了一圈，没说别的。
她把塑料袋放在茶几上，自己坐下来，拍了拍旁边的位置叫我坐。
我坐下来。
"你妈这个人，"她开口，语气里有一种"我知道不该说但还是要说"的松动，"活着的时候也是够折腾的。现在这样走了，对你来说……说不定也是种解脱。"
她说完看了我一眼，像在观察我的反应。
我没说话。
她又坐了一会儿，问了些问题：学校里有没有人欺负你，你吃什么，水电费谁交。
我都答了，她说"嗯嗯"，手指捏着酸奶盒的边缘反复折着上面的纸角。
走之前她从包里拿出一张折好的钞票塞在我手里。
我没有看面额，攥在掌心里说"谢谢阿姨"。
她摸了摸我的头发，力度很轻，指尖在发尾停了一下就缩回去了，像是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个动作。
"有事打电话，"她说，"号码我写那张纸上了。"
她走了之后，屋里又安静下来。
我把那叠钞票打开看了一眼，一万円。折痕很深，纸面被手心攥得有些发软。
我把它夹进书桌抽屉里的笔记本里。
第四天傍晚，我去了渡边酒馆。
我不是去喝酒的。
我去之前就知道我会去，但我说不清理由。
也许是因为那张收据，也许是因为那个被问过很多次但我始终没有亲眼看过的地方，也许只是因为晚饭还没吃而我在那条街上走着走着就停下来了。
渡边酒馆在春日町的巷子深处，招牌不大，白底红字，灯管的"酒"字有一笔不亮了。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干涩的吱呀。
里面只有三四桌客人，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吧台最里面低头喝酒，一对年轻男女在角落小声说话。
空气里有烟味和廉价清酒的气味，地板是木质的，踩上去有些粘脚。
吧台后面站着一个人。五十来岁，脸圆，颧骨上有两团泛红的毛细血管，围裙有些脏。
他正在擦杯子，抬起头看到我，手里拿杯子的动作顿了一下。
他就是岩田健二。我在电视上看过他。
"你是……江口家那孩子？"他皱着眉看了我两秒，想起来了。
"嗯。"
他左右看了看，大概是觉得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出现在这里太突兀了，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赶。
最后他把擦好的杯子放回架子上，擦了擦手。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问那天晚上的事。"我说。
他张了张嘴，呼出一口气。
那口气里有浓重的烟草味。
"警察已经来问过好几遍了。"他说。
"我知道。"我说，"但我没听全。我想自己再听一遍。"
他看了我一会儿，大概是终于找到了一个拒绝的理由。或者没找到。他朝吧台边的椅子偏了偏头。
"坐吧。"
我坐上去。吧台台面是深色的木纹，上面铺着一层泛光的清漆，有几道细碎的划痕，像是被酒瓶底反复磨出来的。
岩田把抹布搭在水龙头上，转过身来倚着后面的架子，双手交叉抱在胸口。
"你妈那天晚上差不多八点半来的，"他说，"比平时早一点。一个人，坐在你那个位置。开始挺正常的，点了两杯梅酒，跟旁边的客人聊了几句——那个人走了之后她也没换位置，就那么坐着。"
"跟谁聊的？"
"一个不常来的男的。"岩田皱了皱眉，"长得……没什么特别的，四十出头，戴顶帽子，坐了小半个钟头就走了。你妈跟他聊了几句，跟平常一样的客套话。没吵架，没什么特别。"
他顿了一下，往杯子里倒了杯水推过来，我没喝。
"然后呢？"
"然后就是喝着。"他说，"大概到十点多，她开始有点不对劲。平时她酒量很好，那天也没喝太多，但整个人像是……我说不上来，就是焦躁。翻包，看手机，又把手机塞回去，起来坐下起来坐下折腾了好几趟。"
"她说了什么吗？"
"没有。"岩田说，"没跟我说什么。后来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她突然站起来，说走了，门一推就出去了。我以为她回家了。过了不到半个小时，有客人跑进来说外面出事了。"
他讲完了，下巴朝我抬了抬。
"你是她闺女，我就直说了。你妈那天不对。"他说，"像是等着什么人，又没等到的样子。"
"她提过那个人的名字吗？"
"没。"
我点了点头。
从酒馆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春日町的街灯比我家那边亮一些，沿街的店铺还剩几家亮着灯。
我站在酒馆门口，沿着马路朝十字路口的方向看过去。
那个路口不算远，步行大概四五分钟，中间经过一间便利店和一家歇业的理发店。
我走到那个路口，在路边站了一会儿。
地上没有留痕迹了。
几天前画的白线已经被擦掉，车流正常地来来往往。路灯的光斜斜地铺下来，把人行道上的地砖照得发白。
我站在那里，看着车辆从面前驶过。一辆、两辆、三辆。
风从对面吹过来，把头发吹到脸前面，遮住了一边眼睛。
身后有人拍了我一下。
我猛地转过身。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没见过的女人。二十多岁，头发剪得很短，戴一副黑色圆框眼镜，穿着一件卡其色风衣，脖子里挂着一台小小的数码相机。
"你是江口由美同学吧？"她的语速很快，"我是《千代田周刊》的记者，我叫三枝夏美。关于你母亲那件事，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看着她。她挂着相机的绳子在路灯下反着一点微光。
"不方便？"她说，"那——"
"你从哪里知道我的？"我问。
她抿了一下嘴。
"学校那边问的。"她说，"你放心，我不会写你名字的，就是——"
"你找我母亲的事做什么？"我问，"警方的结论不是意外吗？"
三枝记者推了一下眼镜，眼镜腿在她耳后歪了一点，她没有扶正。
"我今天下午去警署了，"她说，"听说法医那边出了点头绪，不完全是意外。具体的我还不能写，但——"
"什么头绪？"
她看着我，像是在判断该说多少。
"我只能说，那个卡车司机喊冤喊得很厉害。"她放低了声音，"他觉得那天晚上有什么东西让他看不清路面。他说那个路口他走了二十年，闭着眼睛都能过去。"
夜风从十字路口中央灌过来，把三枝记者风衣的衣摆掀起一道弧。
她伸手按住，肩上的相机带子滑了一下又被她捞住。
"具体是什么原因，"她说，"警方还在查。我也只是听说。"
我站在那里，路灯光落在我们中间的地面上，把两道影子分开隔了一段距离。
三枝记者掏出名片递给我。
我没接，她又往前递了递，名片边缘几乎碰到我的手背。
"你要是想起什么，或者有想说的，"她说，"随时打给我。"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上面的名字和电话，然后抬起头。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三枝记者笑了笑，那个笑很快，嘴角往上一扬就落回去了，像只是为了给那句话配个表情。
"我存了你的号码，"我说，"手机。"
"嗯？"
"我没有手机。"我说。
她的笑容收了一点，像是这个事实让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又找了一圈没找到纸，最后在自己名片背面写了串什么，递过来。
"我朋友的号码，"她说，"你要是想联系我，可以用他的。"
我接过来，名片背后用圆珠笔写了一行数字，字迹有些潦草。
"好。"我说。
三枝记者走了，步子很快，拐过街角就看不到了。
我站在路口，把那两张名片一起折好，放进口袋里，和母亲的遗物收据隔着一层布料叠在一起。
回到家已经九点多了。我没有开客厅的灯，直接在黑暗里换了鞋，摸黑上楼。
进了房间之后我打开台灯，拿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
笔尖落在纸面上，我写：
"岩田说母亲那天在等什么人，可她没有等到。
三枝记者说卡车司机认为路面有问题。
佐久间清志说松田绫乃死在这个片区。
伊藤警官说母亲的死是意外。
佐伯警官说退休警察的话不用太在意。"
我写完这几行，停了停，又加了一行：
"有一个人一定知道他们都在找什么。但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我合上笔记本，放回抽屉里。
灯关了之后，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窗帘缝隙漏进来的那道街灯的光。
那道光很细，慢慢地从墙的这一边移到了那一边。
我在那道光的移动里慢慢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