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闫国栋没吭声，静了两秒。
“你再说一遍，说慢点。”
“死者后脑勺有伤，尸表检验漏了。原始记录上的体温、尸僵、尸斑，跟三点十分这个时间都对不上。背上的尸斑里还印着一片格子，车底下的水泥地和消防的担架都印不出来。”许小满说，“人不是凌晨三点十分死的。而且死了以后有好几个小时，他不在车底下。”
这一回，那头静得更久，久到许小满以为电话断了，把手机从耳朵边拿下来看了一眼，通话还在。
“这些东西，”闫国栋再开口的时候，说话慢了下来，“你是从哪儿看来的？”
“后脑勺的伤，是我刚才在分局给遗体拍照的时候摸出来的，原来的记录上没有。剩下的，都在您上午给我的那个卷宗袋里。体温、尸僵、尸斑，是分局葛法医事发当天写的。水泥地是派出所拍的，担架是消防拍的。”许小满说，“我就是把这几样对了一遍。”
那头又停了一下。
“我二十分钟到。”闫国栋说，“我到之前，车不许动，字不许签。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名字都给我记下来。办得到吗？”
许小满回头看了一眼店里。七八个人，个个都比他年纪大，这会儿个个都在瞪着他。
“办得到，闫队。”
电话挂了。
他往店里走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的腿还是软的。刚才站起来说话那会儿，全凭一口气撑着，这口气一松，腿就不听使唤了。
郝科长已经把场面压了下来，可脸色很不好看。
“小同志，你们领导怎么说？”
“闫队二十分钟到。他到之前，现场请先保持原样。”
“二十分钟？”提车的客户头一个不干了，“我等了三天了！我那车是借朋友的，人家明天要用。拖车一小时两百，这钱你出？”
“对不住，车现在不能动。”
“凭什么不能动？”
“凭它压过人。”许小满说，“车压下来的时候，人是死是活，现在还说不清。没弄清楚之前，这辆车就是证物，谁也不能动。”
客户张了张嘴，想回嘴，一时没找着话。
房东从人堆里挤了过来：“那我这房子呢？我跟下家的合同都签了！”
“房子的事，也得等一等。”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等闫队来了再说。”
这时候，旁边有人插了一句，说得不紧不慢：“同志，要不先让人家把车提走吧，拍了那么多照片了，别耽误人家用车。老魏要是还在，也不愿意给客户添麻烦。”
说话的是那个递水的男人。他说得很诚恳，一副替大家着想的样子，好几个人跟着点头。
“对不住，这个不行。”许小满说。
他自己都没想到，这句话会说得这么快，话还没过脑子，就已经出口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祁已经站到了他旁边，脸涨得通红，嗓子发紧，一板一眼地往外背条文：“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发现可能属于刑事案件的，应当保护现场……”
“这儿是事故现场，不是刑事现场。”郝科长打断了他。
“是不是刑事现场，现在还没定，得等闫队来了才能定。”许小满说。
小祁在旁边使劲点了点头。他未必弄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可他站过来了，站到了许小满这一边。
十分钟以后，葛法医到了。
他是被郝科长一个电话叫过来的，白大褂都没来得及脱，一进门就直奔许小满。
“是你说我漏检了？”
“葛老师，他后脑勺偏右的地方，头发底下有一处血肿。外面看不出来，得拿手摸。”许小满把相机递了过去，“我拍了照片，您看看。”
葛法医低头盯着相机屏幕，看了很久，一张一张往后翻，脸色一点一点沉了下去。
郝科长也凑过来看了一眼，不以为然：“就这？头上长个包的人多了。我后脑勺就有个粉瘤，长了十几年了。”
“粉瘤是圆的，有边，能推得动。这个摸不到边，底下是血。”许小满说，“而且是新的。”
“你怎么知道是新的？”郝科长问。
“他头上没长过东西。”
接话的是魏东的妻子。她没有站起来，眼睛看着地面。
“他的头发，十几年都是我在家给他推的。他头上有什么，没有什么，我比谁都清楚。”
店里一下子静了。
“就算是新伤，”葛法医把相机还给许小满，“也可能是钻车底的时候磕的。”
“有这个可能。这处伤是怎么来的，现在说不准，所以我不拿它说死因，死因得上解剖台才能说。”许小满把卷宗翻开，找到葛法医那一页，“我要说的，是他什么时候死的。葛老师，这是您那天早上八点零五分写的记录：直肠温度二十七度半，店里十二度，全身的关节都硬了，尸斑按着不褪色。”
“是我写的。怎么了？”
“调查组定的出事时间，是凌晨三点十分。从三点十分到您做检验，不到五个小时。”
葛法医愣了一下：“三点十分？谁说的？”
“是学徒说的，调查组第二天找他问出来的。”
“没人跟我说过啊。”
葛法医顿了一下，很快又找到了一条理由：“就算是这样，那天夜里降温了。店里没暖气，卷帘门底下还漏风。天冷，遗体凉得快。”
“降温我算进去了。十二度，是您那天早上在店里自己量的；那天夜里外头的气温我也查过，一直在十度上下。店里关着卷帘门，比外头高两度，说得过去。”许小满说，“一百五十斤，单层工装，凉到二十七度半，要十三个小时上下。把误差全算进去，往最短里说，也在十个小时以上。五个小时，怎么算都算不出来。再说天冷，人一般只会硬得更慢，不会更快。体温、尸僵、尸斑，三样都指着同一个方向。”
他又往后翻了一页，手指点在一行字上。
“还有这一句：背部尸斑里有网格状苍白区。葛老师，这片格子，您当时是看见了的。”
“看见了。”葛法医说，“我到的时候，人已经抬出来放在担架上了。我当时以为，是修车用的躺板硌出来的。”
“派出所的原始照片上，他身子底下没有躺板，就是水泥地。消防的担架是平板的，我也看过照片了。”许小满朝里头那间小办公室抬了抬下巴，“这店里带格子的东西，我只看见那一样。是不是它，让技术大队管痕迹的同事来量一量垫子上那些棱隔多宽，跟照片上的格子一比就知道。”
葛法医顺着他看的方向望过去，看见了办公室地上铺着的那张黑色橡胶垫，一道一道的硬棱，横平竖直。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他把自己写的那页记录拿了过去，又翻出调查组写着“三点十分”的那一页，两页纸并排摊在桌上。一页说，人是凌晨三点十分出的事；一页说，早上八点零五分，人已经凉到了二十七度半。从三点十分到八点零五分，只有五个小时；可要凉到二十七度半，少说也得十个小时。中间差着五个多小时。
“这个时间，我应该回头去问的。”过了很久，他才低声说，“车压在胸口上，我就没想过要问。”
店里没有一个人出声。
魏东的妻子一直坐在第一排没动。这时候她站了起来，走到许小满面前。她比许小满矮一个头，眼睛肿着，说话的声音却很稳。
“你是说，我男人不是让车压死的？”
“我现在只能说，他不是那个时候死的。”
“那他是怎么死的？”
“我现在还不知道。”许小满说，“给我一个晚上。”
“保险公司说了，今天出结论，下周就能赔。”她盯着许小满，“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你一句话，这钱就不知道拖到哪天了。你要是弄错了，我们娘俩怎么办？”
许小满看着她，一时没说出话来。
钱的事，他答不上来。他只是从县里借来七天的法医，什么也保证不了。
可有一件事，他能保证。
“我不会弄错。”他说。
女人看了他很久，什么也没再说，转身回去坐下了。她把女儿的手拉过来，攥在自己手心里。
角落里，小伍第一次抬起了头，看着许小满。
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开过来，停在卷帘门外，没熄火。闫国栋从车上下来，看了一眼表：说好的二十分钟，还差一分钟。
他进了门，谁也没理，先冲许小满伸出手：“照片给我看看。”
许小满把相机递给他。他一张一张翻完，又伸出手：“记录呢？”
那两页纸，他看得很慢，看完一页，又翻回来看另一页。看完，他抬头在人堆里找到了葛法医。
“老葛，这两页，有人放在一起给你看过吗？”
葛法医摇了摇头。
闫国栋转过身，对着许小满，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就好像今天上午根本没见过这个人。
“你有几成把握？”
“后脑勺的伤是真的，记录是真的。他是怎么死的，要解剖完才能说。”许小满说，“可他不是三点十分死的。这一条，十成。”
闫国栋把手伸进裤兜，摸出一颗薄荷糖，剥开扔进嘴里，嘎嘣一声咬碎了。
“郝科长，对不住，你那个报告先别写了。”他转过身，嗓门不大，可整间铺子都听得清清楚楚，“从现在起，这儿按刑事案件现场保护。车不许动，屋里的东西不许碰，里头那间办公室谁也不许进，店里这几位，还有今天到过场的，都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回头挨个请你们聊聊。小祁，给技术大队打电话，法医和痕检各来一个，现在就来。遗体从分局拉回市局，今晚解剖。”
郝科长急了：“闫队，这是四拨人看过的事故，你就凭一个借调的……”
“凭这两页纸。”闫国栋说，“体温二十七度半，是分局法医三天前白纸黑字写的；三点十分，是你们调查组自己定的。两样都不是他说的，都在你们的卷里，放在一块儿，对不上。”
他把那两页纸拍在郝科长面前的桌子上。
“法医的记录，我信。学徒半夜听见那一声响，我也信。可这两页要都是真的，你们这个结论就一定是错的。没弄清之前，谁也别想结。”
郝科长张了张嘴，不说话了。
人开始往外走。那个递水的男人抱起剩下的半箱水，顺脚就往里头那间办公室走，像是走惯了的。
“哎，大叔，”小祁拦住了他，“里头那间办公室现在不能进。”
男人站住了，低头看了看脚前那张黑色的橡胶垫，笑了一下：“看我这记性。”他把那半箱水放在门外的地上，一瓶一瓶摆得整整齐齐，这才跟着别人出去了。
闫国栋把许小满叫到了店门外头。
国道上，大货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过去，轰隆隆的，两个人说话得凑近了才听得清。
“县里来的，”闫国栋说，“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干了什么？派出所、分局、应急局，你一口气全得罪了。今晚解剖要是什么都没有，这口锅扣下来，你担得起吗？”
“担不起，闫队。”许小满老老实实地说。
“担不起你还说？”
许小满想了想。
“他后脑勺上那个包，是我摸到的。我要是不说，就再没人知道了。”
闫国栋看着他，看了半天。
“行。”他说，“你要是错了，我亲自开车送你回云坪，一天都不多留。”
“要是对了呢？”
闫国栋没回答。他把手里的糖纸团成一团，揣回了兜里，转身进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