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班六点半交接。
老赵来的时候，天刚亮透。他拎着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缸子，浓茶酽得发黑，人还没进门，茶味先进来了。
“哟，小陆，你这眼熬的，跟兔子似的。”他把缸子往桌上一墩，“后院的门咋开着？我早上绕过去瞅了一眼，槐树底下一个坑，铁锹横在那儿。你夜里挖啥呢？”
我说睡迷糊了，听见有动静。
老赵嘬了口茶，眯着眼看我：“殡仪馆的夜里，能有啥动静。”
他没再问。老赵这人就这样，干了三十年，什么都见过，什么都懒得问。
我没走。我说，二号厅那位，我夜里查看过两回，交接前再去看看，签个字。
老赵摆摆手：“去吧去吧，讲究。”
二号厅白天的样子，跟夜里不一样。窗子朝东，早上的太阳斜着铺进来，停尸台上的白布，白得晃眼。白布下的轮廓，安安静静。
我戴上手套，掀开白布。
是个男孩。六七岁，脸小小的，嘴唇没什么血色。蓝白条纹的病号服，领口洗得发软。
是昨晚那身。
我托起他的右手。
指甲缝里，有泥。黑黑的，嵌得很深，像抠过土。
我又把他的右脚抬起来看了一眼。脚心上蹭着一小片泥印子，干了，结成一块深色的痂。
昨晚那孩子，指缝里往下滴水，光着脚站在后院的月光里。
尸体不会自己下床。可泥是真的。
我把白布重新盖好，掖严实。手在抖，掖了三回才掖平。
上午十点，家属来认领。
孩子的爸妈。妈妈是从车上被搀下来的，进门就软了腿，两个女同事架着，才没跪到地上。爸爸五十来岁，头发白了一半，手里攥着一个超市塑料袋，攥得死紧，塑料袋把手指勒得发青。
从我们面前过的时候，塑料袋口松了一下，里头的东西滑出来一个角。
奥特曼。
红色的，旧了，一只胳膊是后粘上去的，胶水的印子发黄。
孩子的妈妈哭出了声：“豆豆，豆豆的……”
我别过头去，没敢再看。
下午，所长把我叫去，说了个事。
“下周三，你师傅忌日。”所长翻着桌上的登记簿，头也没抬，“十年了。”
我说好，我记得。
“他老家那房子，村里催着腾了。”所长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推过来，“老周走前交代过的，那口樟木箱子，留给你。说啥时候你想通了，啥时候去取。你要这周顺路，就把房子收了。”
我把钥匙接过来。黄铜的，磨得发亮，钥匙柄上缠着一圈褪了色的红绳。
老周缠红绳的习惯，我入行那年就见过。他说铜的东西阴气重，压一压。
晚上，值班室就我一个人。
我把黄铜钥匙放在桌上，又把后院的钥匙从腰上解下来，并排放着。一把老的，一把新的，在台灯底下泛着不一样的光。
闲着没事，我算了笔账。
老周是十年前走的。
他教我守夜规矩那年，我二十三。他说那些话的时候，躺在三号厅的停尸台上——
不对。
老周是在三号厅走的，那天我守的夜，这我记得。可教我规矩，是更早的事。更早多少，我算不出来了。
我入行是老周招的我。那年招聘启事贴在劳务市场，管吃管住，一个月八百。我去报到那天，下着雨。
我干了五年。二十三加五，二十八。
我掏出身份证，翻到背面，又翻回正面。照片上的人是我，头发比我现在的密。
出生年月那一栏，我读了三遍。
按这个日子算，我今年三十八。
二十八。三十八。
中间差着十年。
整整十年，像是被人从我身上，抠走了。
窗外又下起雨来。跟老周走的那天，一模一样的雨。
雨点砸在铁皮檐上，我听着，一下，两下，三下……
数到第七下的时候，我把嘴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