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街镇通电那年，我大概八九岁。具体哪一年我说不准，我妈说是八四，我爹说是八三，二娃说他记得是八五年夏天，因为那年夏天热，蚂蟥多。
你要问我们三个谁说得对，我建议你一个都别信。我们那儿的人记日子不是用年份，是用事情。我妈记八四，是因为那年我二姨结婚；我爹记八三，是因为那年家里添了一头猪；二娃记八五，纯粹是因为蚂蟥。
反正就是那几年。有一天，镇子外头来了几个人，戴安全帽，穿蓝布工作服，裤脚扎得紧紧的，腰上别着扳手和一盘铁丝。他们先是在镇子外的坡上立杆子，一根木头杆，碗口粗，埋进土里，踩实。杆子顶上横着一根铁担，铁担两头各挂一个白瓷瓶，瓷瓶上头有个槽。
我们一群娃跟着他们，从坡上跟到街口，从街口跟到小桥，跟了整整三天。
他们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比狗还忠心。有个年轻点的电工被我们跟烦了，回头吓我们：「再跟，电死你。」
我说：「电是啥子样子嘛？」
他想了想，说：「电嘛，就是……你看不见它，它一巴掌能把你扇到房顶上去。」
我们不信。
但是我们记住了那句话。
后来电来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看灯，是满屋子找电。
我蹲在墙根，趴在地下，看墙角那个新装的小方盒——那是我们家的开关，一根绳子从盒子里垂下来，绳头拴着一个小木头疙瘩。我盯了它半天，想从那根绳子里找出"电"的影子。
我爹说：「你看啥子？」
我说：「我看电在哪点。」
我爹乐了。他一把把我捞起来，架到他肩膀上——那年我还能上得去他的肩，再过两年就上不去了——他举着我，说：「来，你自己拉。」
我伸手，够着那个小木头疙瘩，往下拽。
"咔。"
灯亮了。
那是我们家房梁上垂下来的一只灯泡，十五瓦，白炽的，黄黄的一团。屏幕——哦不对，那时候还没有屏幕——灯泡亮起来的那一秒，我脑子里是空的。
我爹说：「亮了没？」
我说：「亮了。」
他说：「你再拉一下。」
"咔。"
灭了。
"咔。"
亮了。
"咔。"
灭了。
我那天晚上拉了不知道多少下。我爹就那么一直举着我，举到胳膊发酸。我妈在灶房喊：「你两个搞哪样！电费！电费不要钱啊！」
一盏灯，十五瓦。我妈心疼得跟什么似的。
其实我妈心疼是有道理的。那会儿电费贵，而且是按灯泡算的，你家有几个灯、多大瓦数，抄表的人一个月来数一次。我家就一盏，堂屋一盏，灶房不装，卧室不装。晚上睡觉不用灯，摸黑上床，衣裳放哪儿心里有数。
我妈立了三条规矩：一、天不黑透不许开灯；二、没人在的屋不许开着灯；三、我爹拉完灯绳必须洗手——他说他手上汗多，怕把绳子拉断了。第三条是我妈自己加的，没什么道理，但是我家执行了很多年。
我还记得通电头一个礼拜，我半夜爬起来，站在堂屋门口，看那盏灯。
它关着的，就是一只玻璃泡子，里头一根细丝，灰扑扑的，看不出什么了不起。
可是我知道，你一拉绳子，它就亮。
这个"我知道它会亮"，比它亮本身还厉害。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明白，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你叫它来它就来的。
后来我打游戏，通宵，三十岁、四十岁，在网吧的椅子上坐到天亮。我媳妇问我：你到底在图个啥？我说不出口。
我想说的是：我在图那个"一拉就亮"。
扯远了。说广播站。
电通了以后不久，镇上的广播站就热闹起来了。
其实广播站以前就有，挂在二街过小河沟山坡上那根最高的木头杆上，一个大喇叭，铁皮的，张开一个大嘴，朝着街。那时候是有线广播，靠电线传，平时不怎么响，一天响三回：早上七点，中午十二点，晚上七点。
早上七点，先放一段音乐，然后是本县新闻。新闻念完，放一段戏曲。我们那儿靠近四川，放的多半是川剧，偶尔也放云南花灯。我听不懂，但是那个调子我记得：咿咿呀呀，锣鼓"哐"一下，然后停。
我妈爱听花灯。她说花灯里那个"十大姐"唱得好。我说人家唱的是啥子嘛。她说：「唱的是'正月采花无花采'。」
我说：「那到底有花没有？」
我妈说：「管它有没有，好听。」
广播站最有用的时候，是找人。
我们镇上没有电话，谁家有事要找人，就跑到广播站去，跟站里那个姓冯的师傅说一声。冯师傅清清嗓子，拿手指头弹两下话筒，"咚咚"，然后开说：
「各家各户注意了——河坝街的李德富——李德富——你家的猪跑到河沟边上去喽——赶紧去看一下——」
拖长了尾音，在整个镇子头上飘。
或者是：「卫生所的周医生——周医生——你家婆娘从昭通来了——在站上等你——听到请赶快来——」
我们一群娃最爱听这个。每次喇叭一响，我们就跑到神皇庙坝子上去，围在坝子里头仰着头听，听到谁家出事就"喔——"地起哄。有一回广播里喊一个娃回家，说他妈把饭做好了，再不回来饭就要喂猪了。那个娃是我们班的，第二天他一来就被我们笑了一整天。
冯师傅的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得，沙哑，慢，每个字都拖得长长的，像是怕镇上的人听漏了一个。他后来退休了，喇叭也早没了，我们牛街现在的娃儿，怕是不晓得那根杆子上头曾经挂过一只全镇最大的嘴。
有些声音没了，就没了。
然后是电视。
我们牛街镇第一台电视，是供销社的李主任家的。
那是一台黑白的，十四寸，听说还是托人从昭通带回来的。带回来那天，李主任家院子里站满了人，从院子站到街上去。有人搬了板凳，有人站着，有娃儿爬到墙头上去，被他妈一巴掌拍下来。
我爹那天特意洗了脚、换了件干净的褂子，带着我去的。
我们去晚了，院子里已经没地方了。我爹个子高，站在后头，把我架起来放在他肩上。我坐得高，越过一排一排的黑脑壳，看得见李主任家堂屋门里头那个方方的小盒子。
盒子里有人在动。
不是照片。是动。
那天演的什么我不记得了，有人说是《霍元甲》，有人说是《西游记》。我记得到现在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是雪花。
电视信号不好，屏幕上全是雪花点，还"沙沙"地响，像灶膛里炒包谷。李主任家的儿子——我叫他李哥——站在板凳上，双手举着一根竹竿，竹竿上绑着天线，他要不停地把竹竿转来转去。
李主任在底下指挥：「左一点——左一点——多了多了——回来半圈——哎——莫动！莫动！就是那个位置！」
李哥举着竹竿不动了。
一动不动。
我们一大院子的人，也一动不动，都盯着屏幕。
那屏幕上的雪花在慢慢退，退到边上去了，中间慢慢显出人影，显出字，显出声音来。
整个院子"哦——"了一声。
那声音，我这辈子没听过第二次。
第二件事，是我绕到了电视背后。
我不信。
我不信那个盒子里有人。我想，肯定是有人藏在后头，或者是藏在里头，跟唱木偶戏一样，有人蹲着举。
我趁大人看得入神，从人缝里挤到堂屋门口，又从堂屋门口绕到那个柜子背后。
柜子背后是墙。
墙上有灰，有蜘蛛网，有一双我爹的烂胶鞋——那是李主任借去穿的。
没有人。
我蹲在那儿，看着那个木壳子的后脑勺。后头是一块板子，板子上有一排一排的缝，缝里透出一点微弱的黄光，还有一股怪味，像是烧热的塑料。
我把耳朵贴到板子上。
里面有嗡嗡的声音，很小，一直响。
那一瞬间，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那会儿多大？八九岁。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那个盒子里没有藏着人，可它里头又在演人。那些人不是画上去的，也不是我妈讲的古——我妈讲古的时候，故事在她嘴里，她停了我还能问。电视里的人不听我的，它自己往下走，你喊它停下它也不理你。
它自己会走。
我一个人在柜子背后蹲了很久，久到我爹在外面喊：「你死到哪里去咯！」
我钻出去，被我爹一把逮住，按在肩膀上。
他问：「你整哪样去了？」
我说：「我去看那个里头有没有人。」
我爹说：「有人嘛？」
我说：「没有。」
我说完，抬头看那个屏幕。屏幕里有人在打架，一拳一拳地打，打得尘土飞扬。院子里的大人跟着"嘿！""哈！"地叫，小孩跟着学模样，两个娃在角落里互相推，推翻了一个凳子，被大人一人一巴掌。
我看着那个屏幕，心里头有一个念头，清清楚楚的：
我想住进去。
不是想当演员。是我想知道，那里面除了人，还有什么。我想知道，是谁在里头走路，谁在里头说话，谁把那个世界放在那儿的。
后来我花了很多年才搞明白——里头没有人。里头是一排一排的电信号，是"开"和"关"，是0和1。可是搞明白了没用，那个感觉还在。
我五十岁了，站在电竞馆后台，看着大屏幕上的虫子飞来飞去，那个感觉还是在。
我第一次看见屏幕上有个东西在动的时候，那个东西不是我控制的。
再后来，我看见的红白机上，有个小人，我一按，它就跳。
——那是我这辈子的分界线。
那天晚上散场以后，我爹背着我回家。
我趴在他背上，眼睛还睁着。镇子上的路黑，我们家没装路灯，街是黑的，石板路是黑的，只有李主任家那边还亮着一团光，还有人在说笑。
我爹背着我往回走，走得很稳。
他说：「好看不？」
我说：「好看。」
他说：「等你长大挣钱了，给爹买一台。」
我说：「好。」
我说完就后悔了，我心里想的是：买一台哪够，我要买两台。一台放堂屋，一台放我床头。
我爹后来到底有没有等到我给他买电视？
等到了。只不过那台电视不是我挣钱买的，是他自己挣的——他和我妈后来从单位上下来，去做小生意，攒了点钱，在九一年大年三十那天抬回来一台二十一寸的长虹。
那是后面的事了。我放到后头讲。
现在，我还是先说眼前。
那天我趴在我爹背上，闻着他身上那股子旱烟味，一路往回走。走到半路，我们家的方向忽然亮了一小块——是我妈在家把那盏十五瓦的灯拉亮了，等着我们回去。
我爹说：「你看，你妈在等我们。」
我说：「嗯。」
那团黄光在黑里头，一闪不闪。
——我这一生看过的所有屏幕，都是从那一团黄光里长出来的。
通电以后，日子就快了。
先是电灯。然后是广播站天天响。然后是黑白电视。再后来，李主任家换了一台彩色的，二十寸；镇上第一个买录像放像机的人家，院子里一到晚上比放电影还挤；再后来，有人从昆明带回来一台红白游戏机，一根线接到电视上，插上一盘黄颜色的卡带，一按开关——
那个小人就跳出来了。
那是第四回的事了。
我先说一句：我第一次玩的那个游戏，叫魂斗罗。
那年我十四岁。为了玩它，我通宵。
通宵之后的第二天，我在课堂上睡着了，被老师拎起来，站了一节课。
我站得笔直，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今晚要打到第八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