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答上一回末尾那个问题。
我爹后来到底有没有等到我给他买电视？
等到了。只不过那台电视不是我挣钱买的，是他和我妈挣的。
要说这台电视，得先说一个词：单位。
我们那儿说"单位"，是个很重的词，重到能压弯人的腰。
镇上的人分两种：有单位的，和没单位的。有单位的，粮本、工作证、公费医疗、退休工资，样样齐全；没单位的，是"街上的人""农村的"，靠天吃饭。我妈常说一句话："有单位的人，下雨天不慌。"
我爹在镇上的合作社，当仓管。我妈在海子湾酒厂当会计。
我小时候得意的有两样：一是我爹的手，能把一堆废物变成一件能用的东西；二是我妈的嘴，能把一件东西从三块讲到一块八。我爹手重，打我从来不怕打坏的，有时候还直接打头，我都怀疑我笨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头被打多了。我妈手白，一到冬天就开裂，她用胶布一圈一圈缠着，缠得跟木乃伊一样，照样在办公室扒算盘把卖酒的和卖酒糟的帐算的明明白白。
我初二那年秋天，这两样都不作数了。
那天我放学回家，我爹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抽烟。他脚边放着一个搪瓷缸和一个帆布工具包。搪瓷缸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红字，掉了半边。
我说：「爹，你咋个不进去？」
他说：「等你妈。」
我妈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好看，但是没哭。她把菜篮子往灶房一放，出来，站在我爹面前。
我爹说：「单位上没得事做了。」
我妈说：「晓得了。」
就这两句。
那天晚上我们家吃的啥子我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我妈说了一句：「碗我来洗。」
我家平时是我爹洗碗，因为我妈站了一天，腿肿。那天她说她洗。
——后来我才晓得，那天他们两个一起下来了。合作社撤销，酒厂倒闭了。一个家，两口子，同一年，两个铁饭碗一起没了。
第二天早上，我妈五点就起来了。
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摆摊，是算账。她拿出一个新本子，用铅笔在封皮上写了两个字：家用。然后她把家里的钱全倒在桌上，数了三遍。
数完她说：「三千六百七十元。」
还好我妈在酒厂上班的时候，酒厂里面可以自己养猪，我家承包了一个猪圈养四头猪，3年养了批赚了点钱。
我爹说：「嗯。」
我妈说：「进点货。」
最先是在倒闭酒厂分给我妈住的小门面房去找私人酒厂进了些本地白酒来卖，顺便卖些香烟啊，糖啊这些。
由于足斤足两，生意还不错，遇到 赶街天能卖好几百。如果是年前赶街营业额还能上千。
我爹负责进货搬货，修整房子，做饭这些。
做了两年，后来从四川宜宾过来我们这边买云南烟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那时候最好的云烟是《红塔山》其次是《阿诗玛》平常老百姓最喜欢的是《红梅》《翡翠》
《金沙江》这些。靠着倒卖云烟，我家攒了第一桶金。
我爹一次跟人合伙去昭通拉苹果跑平街、奎香这些乡镇去卖，晚上八九点回来。回来一身灰，只剩眼睛是白的。
最后一算账，一个人赚到126块钱，后来再也没去干过这事。
电视这个念头，是我从李主任家那台黑白开始的，到我初二那年，已经在我心里长了四年。
到九一年，腊月二十九，他们去四川宜宾收货款，到大年三十才回到家，然后从货车上搬下来三台大大的装着电视的纸箱，纸箱上写着长虹电视。因为是三家人合伙的，所以三家一起约着买了大彩电回家过年。
我当时心里那个乐呀！
我妈那个本子上，每一笔支出后头都要跟两个字——"该"，或者"不该"。年底她翻一遍，数一数这一年有多少个"不该"。九零年她数出来四十一个，气得把本子摔了。九一年只有九个。电视不在里面。
把这台21吋打大电视从纸箱里抬出来，专门找了张桌子，把电视放上去，然后接通电，开机，一片雪花沙沙的响。
摆的时候更讲究。我妈拿尺子量桌子中线，量了三遍，非要让电视摆得端端正正。
我说：「偏一点又看不出来。」
她说：「偏一分，看着心口堵。」
我爹爬上房顶做了根天线：一根铝管，一根木杆，几米电线，一个铁夹子，架在屋脊上，线从房檐顺下来，从窗户缝里牵进屋。他下来的时候手背被铝管划了道口子。我妈给他包扎，一边包一边骂：「你这个背时的，你爬那么高搞哪样嘛。」
我爹说：「高了信号好。」
回到小河沟老房子陪我奶吃了年饭，那天我妈做了八个菜。平常我们家是三个。腊肉炒蒜苗、炖土鸡、蒸蛋圆子、凉拌折耳根、粉条、蒸蛋卷、蒸酒米饭，还有一条红烧鱼。
我妈指着那条鱼说：「今晚这个鱼不许动，要留到明天。」
我说：「为啥子？」
她说：「年年有余。」
我说：「那明天就沒余了。」
我妈拿眼睛瞪我。我爹在旁边把头扭过去，肩膀一抖一抖的。
吃完年夜饭就迫不及待的赶回酒厂门面房看电视。
我爹在屋里微调了一下天线的方向，说：「好了。」
雪花退到边上，画面出来了。
那年春晚。主持人一出来，我"哇"了一声。
我妈穿红衣裳我见过无数回了，可是我在黑白电视里看了四年，我一直以为那个世界的红，就是那种灰扑扑的红。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晓得，电视里的红是真红。
屏幕上先是歌舞，一片一片的红。灯笼是红的，绸子是红的，主持人身上也是红的。
我妈说：「你看那个红。」
我爹端着半碗酒，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这个红，跟真的一个样。」
我说：「爹，本来就是真的嘛。」
我爹说：「我是说——跟真的一模一样。」
我不说话了。我盯着屏幕，盯到脖子发酸。草地是绿的，天是蓝的，人的脸是肉色的。我看了四年的灰，一直以为那就是天经地义的。
我爹那天晚上没怎么说话。他就坐在正中那把椅子上，端着酒，一口一口地抿。
我妈看到一半，忽然说：「这台电视两千三百六。」
我说：「妈，你大年三十算账？」
她说：「我不是算账，我是划算。」
我说：「划算啥子？」
她说：「你想嘛。两千三百六，我们三个人看。要是一年看三百个晚上，一个晚上就是七块九。要是我们这里每天来十个人看，一个人就是七毛九，比看电影乡音(便宜）得多。」
我爹在旁边笑了一下。他笑的时候不出声，就是嘴角往下压一下，又松开。
后来我爹忽然说：「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说过一句话？」
我说：「哪句？」
他说：「那年看李主任家的电视，回来我背你，你说等你长大了挣钱，给爹买一台。」
我说：「记得。」
他说：「这台不算。这台是我跟你妈买的。」
我说：「那下一台我买。」
我妈把瓜子壳一放：「下一台？你娃还想有下一台？」
我说：「肯定有。」
我爹说：「你要挣钱，先考上高中再说。」
那天夜里我躺在小屋里，隔着一道板壁听堂屋的电视。我妈说大年三十电视不能关，要守岁，它就那么一直开着，里头又唱又笑。
我听着听着，心里想的不是春晚。
我想的是：这个盒子，除了让人看，还能干点啥子。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压不下去了。
过完年，正月十几，镇上有人从昆明回来，带了一台东西，用一根线接到电视上，一按开关，电视里就跑出一个小人来。
我只看了一眼。
只看一眼我就晓得——我要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