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第4章
“他没死！灰账上落了名，他没死！”
“灰账不会错！灰账怎么会错！”那声音越喊越小，最后自己断在了半空。
抱着孩子的妇人往台上冲了半步，又被人拽住。她仰着头看都合，眼泪直着流下来，一边流一边笑。
“我说了，”方才背渔网的老头站在栏外，把网往地上一放，嗓门很大，“都合是条汉子！”
刑队小校盯着台上，铜铃举在手里，不知道要不要摇。
都合直起腰，站在原地，身上的绳套不知何时已经断了。他左看右看，像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站着。然后他低下头，看着抓住自己衣襟的这个少年。
祁砚抬起头。血从他嘴角往下淌，糊了下半张脸。左臂的袖子被血浸透，底下那道灰白的纹路正从肩头爬向手腕。爬过的地方，皮肉是麻的，一点知觉都没有。
他试了试想松手。手指不听使唤。
“祁砚。”都合的声音第一次乱了，“你干了什么？”
“我记了一笔账。”祁砚说。他的舌头已经不太利索，字咬得很松，“二十二石算你头上，刑我替你受了。这不算人情，是我还债。三年前那根断指，我记着。”
“你没还过？你替我记了三年流水——”
“那是工钱。”祁砚说。
都合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台下的人群开始往后退，一圈一圈，像水退潮。有人低头，有人把手里的灯藏到背后。没人敢看台上，可也没人走。
验刑官坐在高案后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册灰账上，“都合”两个字黑得发亮，底下压着一小片血迹，正在慢慢晕开。
祁砚的视线开始发花。台子、灯杆、上千张脸、远处黑下来的礁盘，全混成一团灰。
“都合。”他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问，“十三年前刑场石缝里那半卷账，是不是在你身上？”
祁砚是被疼醒的。
左臂像被人从肩头往下剥皮，一寸一寸地剥，剥到手腕，还在往下走。他睁不开眼，只听见有人翻他的眼皮，用两根手指撑开，拿灯照。灯光红得发烫。
“脉还在。”一个老女人的声音，“就是浊纹爬得快。再上两寸，到了心口，这支手就废了。”
祁砚想说“哪支手”，喉咙里只出来一声哑响。他试着动右指，摸到身下是硬板，铺着一层草纸。药味苦，混着艾草和腥。
有人在旁边说话，声音低：“药婆，这人是我拖来的。他替我挡了那一笔，堂上今夜一定翻城找他。”
都合。
祁砚把眼睁开一条缝。屋顶是浮市那种低矮的棚顶，几根竹梁，挂着十几串干药材。灯是油灯，搁在一只破碗里。都合蹲在门口，肩上还留着绳勒的红印。一个瘦小的老女人背对他站着，正往一只陶碗里倒药汁。她头发全白，用一根木簪子绾着，右手小指是断的。
“挡？”药婆没回头，“灰账上落了名的活人，我活了六十七年，头一回见。这不是挡，这是把账掀了。”
她把碗端过来，一手托住祁砚后颈，一手灌。药汁烫，苦得舌根发麻。
“咽。”她说。
祁砚咽了。第二口下去，胃里翻上来，他硬压住。
“胳膊给我。”药婆把碗搁下。
祁砚抬不起左臂。是都合过来，从袖口把袖子剪开。剪开的时候，药婆手里的灯往前一凑，屋里三个人都不出声了。
那道纹从肩头下来，已经过了肘。灰白色，像一条蛇蜕下来的皮，贴着肉，摸上去不是硬的，是空的——手指按进去，皮肉陷一个坑，半天不弹回来。
“浊纹。”药婆说，“神庙的人管这个叫‘潮记’。礁上人一辈子见不着两道。”
“能拔吗？”都合问。
“拔不干净。”药婆从袖袋里摸出三根银针，在灯上燎了燎，“灰账要的是命，他拿自己的皮肉替下来了，这皮肉就成了账上的押。押出去的东西，哪有原样赎回来的。”
祁砚听着，慢慢开口：“能拔到哪一步？”
药婆回头看了他一眼。“拔到肩下三寸。剩下的，你自己背着。”
银针扎进去的时候，祁砚咬住了那卷草纸。第一针在肩窝，第二针在肘内，第三针在腕上一寸。第三针一下去，左臂整条筋像被人从里头抽出来，甩了两下。他眼前全白，牙把草纸咬穿了一个洞。都合两只手按住他的肩，掌心里的茧磨得他皮疼。
拔完毒，天已经蒙蒙亮。药婆出了一头汗，坐在小杌子上喘。她把针一根一根收进竹管，收完，从桌角推过一张纸来。
“诊金。”
是一张船契。旧城东码头的三号小船，载重四十石。祁砚认了半瞬——那是他爹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十三年前满门沉籍，房子、地、存银全没了，只有这条船因为登记在母亲娘家名下，没被抄走。
“我只有这个。”祁砚说。
“我就要这个。”药婆拿过碗，把碗底最后一口药也喝了，“你这命值不值一条船，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你往后别再拿胳膊去替人挨账。记账的人手断了，账就没人记得清。”
祁砚伸出手，在船契上按了个指印。指印是抖的，歪了半寸。他按完，把契推回去。
“这一条我记下了。”他说，“药婆，我欠你一条命。”
“欠什么欠。”药婆哼了一声。
她起身去灶边煎第二副药。都合跟着出去提水。屋里只剩祁砚一个人。
不到一炷香，药婆又进来，把那卷契放回他枕边。
“收着。”
祁砚看着她。
“你按指印的时候，左手是空的，右手在抖。”药婆说，“我收了船，你拿什么去载账？你往后要跟堂上、跟商盟磨的是数目字，不是命。船我还你，往后你替我记一笔。”
“记什么？”
“我给礁上人拔毒，拔好的、拔死的，都收一样的钱。”她说，“死了的那几个，账都记不清。你将来要是能立一本谁都看得见的账，把我这几个死人的名字补上。”
祁砚没答。他把船契折好，塞进怀里，跟那半截灰笔并排放着。
门外传来脚步声。都合端着水盆，站在门口没进来。他往巷子那头看了一眼，又回头看祁砚，摇了摇头。
不是刑队的铜铃。
是一个人，穿灰袍，戴软巾，手里提着一只木匣。执笔堂抄录吏的规矩装束，匣子专装抄本。
“祁砚在不在里头。”那人在门外问，声音很平，“我是堂上派的，姓周。不抓人，来问一句话。”
都合把水盆放下，挡在门口。他肩膀宽，把整扇门都堵了。
“药婆这屋子小。”都合说，“有话站外头说。”
“也行。”姓周的抄录吏把账匣提起来，“首座有令，都合的事暂缓，不追究。堂上现在只急着一样东西——都合的落脚处。谁报了，赏银十两，籍册上记一功。”
他说着，眼睛往里看。看见躺在板上的祁砚，点了一下头，像在招呼熟人。
“祁砚，你只要说一句他在哪儿，今日的事就揭过去。”他说，“首座还说了，你要是愿意回堂里，抄录吏给你补一个正式的名。”
屋里静着。药罐子在灶上咕嘟咕嘟响。
祁砚慢慢坐起来。他撑着右臂，坐得很慢，坐直了，把那卷草纸从嘴里拿开，抹了抹嘴角。左臂垂着，像一条挂着的空袖子。
“周先生。”他说，“你要问的这句，得按堂上的规矩问。”
“什么规矩？”
“抄录吏问供，须有问单，须有印，须有第三人在场核对。”祁砚说，“你的问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