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屋在一栋老居民楼的三层，两室一厅，实际住两个人。
江砚住小的那间，田乐住大的那间，理由是“我东西多”。这个理由用了两年，东西始终没见多，房间倒是越来越像仓库——快递箱摞到窗台，墙角立着三副坏掉的耳机。
田乐的游戏从晚饭后一直响到十一点。他在打一款很吵的射击游戏，每次被人爆头都要拍一下桌子，骂一句，然后继续。
江砚坐在客厅的折叠桌前，洗完手，擦干，从包里拿出速写本。
本子已经很厚了。他翻过前面几十页，都是人物结构练习，眉骨、鼻翼、下颌线，同一个角度画过很多遍。他没有一次画过整张脸。
他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的纸和别的不一样。别的页都是硬的，只有这一页软，边缘起了毛，摸上去像一块洗过很多次的布。这一页他翻过太多次了。
铅笔尖落下去。
他从眉毛开始画。眉形很平，尾端微微往上挑一点；然后是眼睛，眼角略微下垂，笑起来的时候会先挤出一条细纹；鼻梁很短，鼻尖有一点点圆；最后是嘴，嘴角是往上的，但上唇那条弧线他总画不顺，画了三次才画对。
他画得不快，画一会儿停一会儿，把铅笔转一转，换个角度再落笔。
田乐从房间出来，接了杯水，站在他背后看了一会儿。
“你又在画这个。”
“嗯。”
“这谁啊。”
“不知道。”
田乐把水喝完，杯子往桌上一放：“你从上个月就开始画她了吧？一天不落？”
“嗯。”
“你天天画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两个小时，画完就撕下来夹回去。”田乐说，“江砚，你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
江砚把铅笔在指间转了一圈，没有抬头。
“你画这个干嘛？”
“我怕我忘了。”
“忘了会怎么样？”
江砚停了一下。
“那就真没了。”
田乐看了他一会儿，觉得这个话题不太好接，转身回房间了。门一关，枪声又响起来。
江砚继续画。画完最后一点，他把整张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很像。
不是“像某个人”，是像。像一张他见过无数次的、具体到每一道细纹都不容出错的脸。
他把这一页翻回去，合上本子，放在桌上，然后坐着没动，坐了很久。客厅的灯管有一根快坏了，隔一会儿闪一下，闪的时候整间屋子像被人按了一下。
第二天上午，他去了社区派出所。
值班的是个年轻民警，姓什么不知道，胸前的牌子被挂绳挡住一半。江砚把身份证递过去，说想查一下自己家的户口登记。
“查自己家的？”民警笑了一下，“你家几口人你不知道？”
“我想查登记。”
民警敲了几下键盘，把屏幕转过来给他看。
户主：江守约。关系那一栏写着“孙”，后面一个字空着。再往下，一个名字。
江砚。
就这两个。
“你父母呢？”民警随口问。
江砚没接。
“上面还有一个名字吗？”
“没有。”
“以前有过吗？”
民警抬头看了他一眼，把屏幕转回去，重新敲了几下。这次他敲得很慢，像是在核对。
“没有。”他说，“你这户口本从我这边看，就两个人：你祖父，你。”
“再往前呢？”
“再往前是迁移记录。”民警说，“你是七年前跟你祖父一起迁进临江的，就你们俩。”
江砚把身份证收回来，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很小的作业本，放在柜台上。
封皮是那种八十年代的老款式，纸已经发黄。封面上用铅笔写着两个歪歪扭扭的正楷字，笔画很浅，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又像是写了很久很久，被时间磨过。
民警凑过去看了一眼，念出来：“江蘅。”
然后他皱了一下眉：“这是谁的字？”
“不是谁的字。”江砚说，“是她的名字。”
民警看了他两秒：“这字都快看不见了。你自己写的吧。”
江砚低头看那个封面。
昨天他来的时候，“江”字的三点水还能看出形状；今天再看，中间那一竖已经淡了，和纸的颜色几乎融在一起，整个字的边缘像被水洇过，往外一圈一圈地散开。
他把作业本合上，放回口袋。“谢谢。”他说。
“小伙子。”民警在他背后叫了一声，“要不要……做个心理咨询？我们这边有免费的。”
“不用。”
他推门出去，太阳照在台阶上，白得刺眼。
公交车是三号线，开往城郊。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把作业本放在膝盖上，用手掌压着。车窗外的街景一段一段往后退——老城区、拆迁围挡、正在拆的楼。
车厢里的广播放在新闻频道。
“……昨日以来，我市槐荫巷以南片区出现多处地面异常沉降，市政部门已联合相关单位封闭相关路段，请广大市民绕行。有关专家表示，该区域地质结构较为特殊……”
江砚抬起头。
车窗外正好掠过一段老街。灰色的、很短的、被围挡包了一半的街，墙皮往下掉，路边的树是槐树。他没有在那里停过，也没有去过那里。
可他记得这四个字。
不是“见过”的那种记得，是那种你半夜醒过来，会忽然发现这四个字一直在脑子里的记得。
他掏出手机，翻开相册。
几千张照片，从最早的一张慢慢往上滑。滑到最底部，是一张速写本的翻拍照片——一张很平的、眉眼微微下垂的脸。
他把那张照片放大，撑满了整个屏幕。
车子拐弯，光线从这一侧移到了那一侧。他眨了一下眼睛。
照片上那张脸的眼睛，还在看着他。